增城市抗日战争初期救亡运动的若干片断

我的童年正在多事之秋，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本来有几十万东北军，可是一枪不发几个月就断送了东北全境。日本帝国主义接着于一九三五年制造了华北事变，华北的政治、经济实权都掌握在日本帝国主义手中，整个中国都面临着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危险。我们神圣的国土、同胞被践踏、被蹂躏，亡国灭种迫在眉睫。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组织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及全国各地爆发了工人、学生的反日罢工、罢课，风起云涌，要求抗日。我原名徐汝就，当时本是个“两耳不闻窗外事”，“死读书、读死书”的所谓好学生，读书只求一技半艺谋生，图个温饱，所以与世无争，更不求什么达官显贵。

华北事变前后，我十四、五岁，在增城中学初中读书，逐渐懂些事了。眼看国破家亡的危急关头，国民党怎样抗日？环顾许多社会现象，使我迷惑不解，如国民党政府出布告禁烟（鸦片）、禁娼，但县城五丁街一带的烟馆未减少过，变成了冠冕堂皇的“戒烟室”“俱乐部；娼妓也没减少，还在旅馆公开活动。又如袁虾九（袁照华）等增城著匪，昨天仍在勒收行水，打家劫舍，横行乡里，却在一夜之间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什么司令。

县城的讼棍廖进，挑动农民打官司，凭姓族械斗发财，终日无所事事，却财运亨通，大肆挥霍，荒淫无耻。“五四”时代就提出打倒孔家店，为什么这时又提倡尊孔读经，要学校把它作重要课程，要青年尽忠尽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客观的现实，一个接一个冲入我的眼帘，在我那单纯而幼稚的心灵中激起了层层波浪，使我百思不解。到底国民党、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军队是好是坏？使我不能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了。

一、启蒙——组织读书会

我兄徐辛雷（原名徐诚贵），受老师姚德润的一些影响，一九三四年在增城师范读二年级时，开始阅读进步的文艺刊物、书籍，如鲁迅的《呐喊》、《彷徨》；茅盾的《子夜》、《春蚕》；巴金的《家》、《灭亡》；曹禺的《雷雨》、《日出》……；外国的高尔基、果戈里等的如《我的大学》、《母亲》、《毁灭》、《死魂灵》……。他订阅了《生活周刊》、《自修大学》等进步杂志，后来逐步扩展视野，涉猎到进步的社会科学书籍。 增城师范附设在增城中学内，教师多数是兼的，辛雷既是我兄，也是我同学，无论在家、上学、放学都形影不离，他读的书，有一些我也跟着读。

另一位教师梁劲夫，笔名马特，梅县人，上海复旦大学毕业，是个进步人士，一九三四年秋来增城中学。他任我们初中二年级的国语、经训教师、班主任，他到任的第一节国语课，就讲为什么要读书？撇开书本，讲得新颖，很有意思，虽然他的普通话带有很重的客家口音，听起来很费劲，但是他的主题哲理，却深深的吸引了我们幼小的、纯洁的心灵。他深刻的分析了对于“读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目的，有的是为了“学而优则仕”，因而他们认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美颜如玉”。

有的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是为了文凭，为了学历，有文凭、有学历，就有了找职业的敲门砖，有的读书是为了认识社会，剖释社会、推动社会发展、前进。虽然，当时理解是很肤浅的，但第一次启发了我们要想一想这个问题。梁老师对我们关心，平易近人。课余时间，有时他谈到劳动人民是创造社会、创造财富的动力，但工人、农民是受剥削、受压迫的。他问我读什么书，当他知道我读过些进步文艺书籍时，一次谈到丁玲作品，他说胡也频是主张改变不合理的旧社会的。问我“你想当胡也频吗？”我既惊讶，但又受到鼓舞和启发。

梁老师在上作文课时，凡是写歌颂劳动人民、暴露社会黑暗或对现实社会提出疑问、不满的文章，他都加以称赞，表示欣赏，如我写了一篇描写一位农民伯伯的文章，描写他被生活压迫、煎熬，在饥饿线、死亡线上挣扎，使他虽然仅四十多岁，而额上已刻满深深的皱纹……。他给这篇作文九十八分，贴堂。在美术课里，我刻了一幅河南“水灾图”的木刻，在一片汪洋中，灾民逃到屋顶，在绝望中等待救援。梁老师看了，连连称赞。

梁劲夫一九三五年秋离开增城中学，曾写一信给徐辛雷、张城（原名张成美）和我等五人，内容大意是：“你们要关心社会生活，我在任教中在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只是偶然有某些流露，未能给你们帮助，深感内疚。”并介绍我们读几本书：李达的《社会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沈志远的《政治经济学》和订阅《读书生活》等期刊，最后，嘱咐我们传阅，阅后烧毁。这封信是进一步给我们正面的、明朗的教育指导，使我们明确了读进步书的方向。

嗣后，我们串连了七、八个同学，经常互相借书，传阅一些进步书刊，后来相约分别订阅、交换阅读文艺书刊，进步社会科学书籍，如《文学》、韬奋的《萍踪寄语》、平心的《青年自学与修养》、《青年自学丛书》、及巴比塞描写斯大林的《从一个人看到一个新世界》、田军的《八月的乡村》、肖红的《生死场》等等。

一九三六秋，我初中毕业后，有徐辛雷、张城、曾映华、曾伯昌和我等六、七人，自动组织了个读书会，以后还有汤自持等人参加，第一个学习计划是学《政治经济学》，订出阅读的书目，以自学为主，定期集中讨论座谈，在读书过程中，要求尽量能记笔记和提出问题，以便讨论，第一次讨论的内容为：“为什么要学习政治经济学？学习政治经济学的重大意义。”讨论地点是在距离县城二公里的槎岗曾伯昌同学的家里。

由于国民党政府逮捕“七君子”一事给予我们以反面教育，我们意识到自己搞的好象是秘密组织。过了一个时期，由于各个人的兴趣不同，爱好文艺的与爱好社会科学的分别进行联系和对一些问题交谈探讨，如徐辛雷喜欢文艺，就与吴介民（原名吴杰明）、黄轶球等联系，交谈文艺方面的问题。这些都为当时参加救亡运动及后来参加革命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