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一穷二白，农民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分得土地后的农民也是要交公粮的。国家要养兵，要保卫和建设祖国，缴纳农业税（公粮），当然是合情合理的。农民当时也非常之踊跃，农民从1952年分田起开始交公余粮，直至2006年为止。据八十岁以上老人的回忆，新中国交公粮分几个时期。不同时期国家采取不同的收购和管理方法。 各级政府先后成立了粮食管理机构，如公社化时，各个公社成立粮所等征粮机构，公社的粮所中也设有正副所长和征收保管、验收、会计等工作人员，负责协调和沟通政府、基层的征、购粮工作。公社有专职的财经主任（或副社长）管粮食入库和生猪的派购工作。县以上有粮食局、粮食厅等办事机构。
增城新塘公社的粮所和粮食仓库建在甘冲村的地段。仙村、永和公社也都建有粮所(新塘解放初同永和一个公社，后来于1977年分离)、粮站和粮食的储存仓库。记得每次的财经粮食生猪会议时都离不开时任食品站站长，人称相声演员的诙谐角色湛苏先生，讲什么“鸡死鸡来替，贼死贼返生……”，总之是一到他发言就会使与会者抱着肚皮笑，给严肃的会议带来了欢乐的气氛。 据有关资料记载，增城新塘地区是1952年进行划分阶级成份和分田分地的。1953年农民庆祝“土地回家”，农业生产兴起了高潮。同年12月2日，以新塘地区为重点，开始进行粮油统购统销工作。具体来说，是1952年至1955分田后由各家各户耕田和交公粮的。当年土改时各乡村的上报土地面积是交公粮计算的依据，是按各乡、村耕地面积计粮分到户交的。 南方面积产量是按每亩产八百斤基数计算，并按当年15%税率计算到户交公粮。1955年成立了互助组，实行互助合作的原则，但交粮还是要按各组各户交。1956年到1957年起转为成立了初级和高级社的管理规模，管理方法是工分计酬，社内设有社长、会计、保管员等，土地集体经营，并由各社集体交粮，剩余粮食再进行集体分配。 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7次会议通过《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后，就应运而生了粮票。这之后，就有油票、布票、肉票等各种票证也开始逐渐进入大家的视野。当时的票证就和现在的人民币一样重要，衣食住行都要凭票购买。不过这票证时代在1993年就结束，这时候票证已经在我国存在了30多年的时间。 翻开1970年的笔记，肉票价格如下：猪上肉1.15元，猪腩肉1.15元，猪利9毛，排骨1元，龙骨6毛半，猪横利1元，猪尾9毛，猪心1.4元，猪肚9毛……布票每个人计算，大人小孩一样每人1丈三尺六寸。居民每月发肉票和糖、油、粮票，农民按任务交工分猪和任务猪往食品站，扣除上调后折肉，计票后自己到食品站购买，或食品站安排人员定点到村销售。 关于交公余粮的问题，来自农村的，由集体收割后，将谷晒干先交完公余粮之后，看当时当地收成情况如何而定。完成国家任务之后再由集体扣除剩下足够的饲料粮（集体猪场和耕牛用）和作水利粮后才按人口分等级进行分配。新塘附近的农村大约每个人每月稻谷30到50斤不等。农业丰收的村分囗粮就高，否则就低。 有些地方的农民由于劳动强度较大，在分配的粮食远远不够的情况下，只能靠在自己的自留地种植的甘蔗兑糖后，由自己担出广州市与有多余粮票的居民以片糖兑粮票的办法，回来后到粮站买米来解决温饱问题。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粮食还是很紧张的，集体为了增产增收解决农田肥料不足的问题，村委有一次曾派笔者和多人用机船装稻谷去顺德勒流公社上冲大队兑换化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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