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二审判决书称当事人梁培堃之行为“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完全无视本案基本证据与事实，完全违背我国刑法关于诈骗罪的构成理论常识。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参见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刑法学》，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北京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第517页）。诈骗罪的基本构造为：行为人以不法所有为目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对方产生错误认识—对方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被害人受到财产上的损害。可见，认定诈骗罪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向受害人有虚构了事实或隐瞒了真相，受害人是否是基于行为人之虚构或隐瞒而产生错误认识，进而处分财产。 也就是说，构成诈骗罪，既要有诈，又要有骗，有诈无骗是不能成立诈骗罪的。无须讳言，本案当事人梁培堃在协助、配合增城市政府认定涉案土地为“闲置土地”的过程中，确实存在出资每份100元，给他人做冒签批语、及99年期间任职的市长名字资料造假行为（注：该行为涉嫌伪造、变造国家公文罪），但在刑法上要认定梁培堃构成诈骗罪，务必是增城市政府及荔城街道办的相关国家工作人员不知道梁培堃伪造了资料及误以为梁培堃提交的是真实合法的资料。 否则，当事人梁培堃依法不能构成诈骗罪。比如说，当事人梁培堃如把资料造假的事情告诉了政府工作人员，或者政府工作人员安排、授意梁培堃去资料造假的，或者是政府工作人员自己造假资料，或者是政府工作人员明知当事人有资料造假，但为完成政府工作任务的需要而故意接受虚假资料，那么当事人都不可能构成诈骗罪。 而本案证供一致证实，当事人梁培堃的部分资料造假行为是在本案的始作俑者——增城市人民政府荔城街道办事处分管国土工作的副主任郑建明（注：到目前为止，办案单位增城市公安局都没有对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使其归案，极为不正常！）的安排、授意下所为，而涉案土地的《立项批复》、《红线图》等资料，包括从承包土地转变征用土地，支付土地征用款均是郑建明根据市政府会议决定与增城市政府计划发展、国土部门领导协调好后由朱村街、荔城街、储备中心直接支付给各村合作社的，梁培堃本人始至终也没有与国土部门签订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也没有领取过〈建设用地批准书〉，所有用地档案资料均由地方政府自己核发自己入档，变成合法化的闲置土地回收档案，（见所附供述与证人证言）。 大量而充分的证供一致表明：二审判决称“梁培堃及其辩护人所提梁培堃的造假行为时政府部门支持、默许、暗示所致，是应有关部门的要求才实施，没有依据”（见二审判决书第48-49页），完全系妄断之言；称梁培堃之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更是无稽之谈！可以说，这是我国任何一名法科学生，甚至是完全没学过法律的普通成年国民，都不大可能做出如此的判断和认定！我们更是确信，作为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本案一、二审刑事法官，在认真阅卷以后，凭法律人司法职业操守和良知也是不可能做出上述判断和认定！梁培堃企业根本上没有拿到涉案土地的补偿款。 对于认定骗取的补偿款1.26053587亿元，完全是由地方政府、朱村街、荔城街、储备中心的新征土地款项纳入到梁培堃企业帐户结算，其实际就是地方政府各部门利用梁培堃企业来操作闲置土地，形成合法化回收、招商拍卖的事实，出问题后嫁祸给梁培堃承担一切法律责任。更没天理的是：如金山公司、汇港公司、惠华公司，梁培堃与这些公司的关系，既不是法人、又不是股东，也没有分成利润，而把所有责任均嫁祸给梁培堃承担，证据证实支付这些补偿款与梁培堃无关的，由朱村街、荔城街储备中心直接支付了1.47586045亿元，超额付出了涉案补偿款2150.0458万元。 另外：属于梁培堃企业在涉案土地占1646.051亩投资的1.39622319亿元，也被一审、二审忽略。储备中心尚欠补偿款2652.14万元，以及协议规定要各占50%的利润分成，也没有与梁培堃企业结算，导致梁培堃企业不但没有收到补偿款，而且还亏损了1.39622319亿元的原因。可见认定梁培堃构成诈骗罪是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毫无疑问，本案加之申诉人诈骗之罪，显然是一个案外权力非法干涉司法审判的典型错案！ 证据证实；当事人梁培堃不存在有诈骗故意，也不存在骗取土地使用权后，将土地交回政府骗取土地补偿款，并且有大量政府文件证实是地方政府先主导做假的事实，以及大量的证人证言为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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