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城区朱村街农业专家朱川:三十载兜兜转转的人生历练 既有不甘也有自豪

到现在我还搞不清命运到底由上天决定，还是由自己去把握，当初一心想“跳农门”做城市人，最终还是一个地道的增城农民。往事如烟，却总是挥之不去，那种隐隐作痛的感觉始终无法驱散。1982年的高考，增城县只有四十多人上大学线的光荣榜上出现了我的名字。消息是父亲去守了三日看回来的，他比我还兴奋，连夜通知增城的亲戚来摆酒庆贺。那时考上大学是多么荣耀啊，何况我又是村里第一个。

然而接着的体检却给我一个晴天霹雳，医生说我心脏有问题。怎么可能呢，我一点不适感都没有。父亲受的打击比我还大，连续几日茶饭不思，唉声叹气，我倒要反过来装出无所谓的样子安慰他：没事的，再考一年，我可以跳出增城，考上中山大学!大学就这样与我擦肩而过，当同学们拿着入学通知书奔走相告之时，我住进医院。我的病其实并不重，只是长期营养不良和过度用功造成的心律不齐，仅住了一个多月就出院了。

我决定第二个学期才去补习，并不是为了自己的身体，而是为了日渐艰难的家境。喜欢吃榄角涂饭焦的父亲两年前就已患上肺病，由于舍不得花钱上医院，只是断断续续地找土医生开些中药，使病日益加深。经过这次打击，病情一下恶化，以致基本无法下田劳动。又过年了，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我家却弥漫着愁云惨雾，我面临着人生最艰难的选择。

去不去重读？机会实在太好了，1983年国家第一年开设高三，应届生大部分不参加高考，参与竞争的主要是重读生，以我的成绩，从增城考上重点大学应不成问题。全家人都支持我去，母亲说：“去吧，妈撑得住。”姐姐说：“去吧，等你读完书姐才出嫁。”但我怎能忍心呢，家里十多亩田，总不能让母亲去驶牛耙田吧，总不能靠两个女人来抬那台笨重的打禾机吧。我终于放弃了自己的梦想，扛起了全家的大梁。那一年，我十九岁。

做农民是很辛苦的，工夫永远做不完，犁田、耙田、插秧、收割，然后把收成的三分之一用自行车运到增城县朱村粮所交公余粮，时不时还要忍受粮所工作人员的刁难。我试图用疯狂的劳动去麻醉自己，强迫自己不去想那份失落。然而，每当夜深人静，种种莫名的悲哀总是让我烦躁难眠。不知有几回，我抱着枕头抽泣，身下的草席也被我用指甲撕得支离破碎。

一个月朗星稀的晚上，我草草吃了饭，扛上锄头又出田了。已经一段时间没下雨，家里两亩地势较高的稻田白天总是灌不到水，唯有靠晚上少人争水的时候了。借着朦胧的月色和手电筒光，我用泥块筑起了堤坝，把水沟里本来不多的水拦住。水流得很慢，要将两亩田灌满水需要很长时间，但我也得守下去，不然一离开，堤坝就有可能被别人挖开。其实我也很乐意留在田里，独自一个人，感觉很放松。

这晚的夜色的确很美，田野很空旷，没有人声，只有青蛙的鸣叫，水稻刚刚抽穗，沾满了米白色的稻花，月光下茫茫一片。稻花很小，一点一点的，像粉尘一般飘落，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幽香。天空似乎很小，就覆盖着这一片田野，月亮还很圆，但已没有了十五时的光芒四射，发出的光惨白而无力。小时候经常玩数星星的游戏，说数多了就会有流星出现。现在何不用来打发时间呢，说不准真的有流星出现呢。

数着数着，忽然感觉星星根本不理会我对他的关注，很木然的一动不动，相互间也不理不睬。我有点睏了，就在田基上躺下，头枕着锄头柄，脚伸进田缺，清凉的水在我脚边缓缓流过。半梦半醒中，浮现出一幕幕的幻像，短暂而杂乱。感觉小腿有点痛痒，我知道有蚂蝗在吸我的血，一条、两条，好像有很多，不知是不愿还是无力，我没去理会，任由它们在我脚上肆虐。

朦胧中，好像有人在呼唤我，声音渐近渐大，很凄厉，似母亲的声音。对，是母亲，我一下扎醒，大声回应：“我在这里！”母亲一下扑到我身上，连续喊了几声：“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原来母亲半夜醒来，不见我的踪影，连忙拍醒了隔壁的堂叔和堂兄，到田里找我。母亲最担心的是白花蛇，人被咬后不痛不痒，只会昏昏欲睡，不知不觉中就离开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