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城区瓜岭村有三宝:明清的古村落 广州唯一的水上碉楼 与辛亥同期的瓜洲小学

1919年，各地土匪、各路兵痞在增城四乡横行霸道、劫财欺妇，政府屡禁不止，曾有一群土匪冲进瓜岭村，绑架了侨眷36人。1928年，本村的旅外侨胞联合捐款，修筑了护卫河上的宁远楼和村子正中的棠荫楼。抗日战争时期，这“两座碉楼还担负起抵御日军侵略的重任，如今两座碉楼的铁窗上仍可见清晰的弹痕，无声地诉说着当年抵御强盗的血泪史”。

走过一座连接小河两岸的石桥。这就是上世纪80年代才修建的“东安大桥”。古时，以前，水泊瓜岭，村民每天划着小船，穿过纵横交错的水网出外耕作和放牧。建了东安大桥以后，村民就结束了自古以来每天过河耕作的“撑渡时代”。昔日，村民引以为傲的是河水清澈见底。如今，波光粼粼的景色不再、清清澈澈的河湾不再。男女老少到河里摸鱼捞虾，曾是村民的文娱活动。

村民说，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河的上游建起了漂染厂和电镀厂后，清河渔乐的乡貌就一去不复返了。站在石桥上，望对岸茂盛了百年以上的荔枝林，顿有乐感：团团荔枝林，往往业叶稿；把笺不知暮，论文殊未休（宋·徐玑《登三层楼与王仲言联句》）。在河东那边，两个支涌里面各停放着休眠龙舟。据说每年端午前，村里就会“起龙”，将龙舟沿河道划出，壮丁们把练几手后，即与各村的龙舟展开竞赛。

“划龙舟”，对于岭南水乡来说是一件大事，所以村史上对村里的龙舟还有详细的记载。解放前，村里有三艘龙舟。解放后，新修了三艘龙舟。龙舟们平时都停在岸边的泥塘里待战。每年端午前的五月初一是全村人的节日——划龙舟。这几天本村要与其它村相互进行龙舟竞演，邀请别村来访称“招景”，前往别村拜会则称为“趁景”。

“招景”当日，村民们就像过年似的在村前门楼披红挂绿，沿河两岸彩旗飞扬，锣鼓喧天，村里村外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到沿岸观看龙舟表演。瓜岭村有三宝——明清时代的古村落，广州唯一的水上碉楼，与辛亥革命同期的瓜洲小学。瓜洲小学成立那些年，曾有林森、孙科、于右任等民国要员、将领为其题词书字。这本是村里非常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文物，可惜没人施教，“好多野（粤语：很多东西）都失了”。

瓜岭村是新塘镇的著名侨乡。在公元1856年前后，就有当地村民乘坐一艘三桅船到海外谋生，加入到美洲的淘金热潮中；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更有大批村民“走日本”（躲日军）到南半球的新西兰等地谋生。因此，虽然村里只有六百多人，但旅居海外的华侨却有两千之众。瓜岭华侨大多数定居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小部份在美国和加拿大。

“这些华侨中，有追随过孙中山革命,曾任增城县县长的黄国民，有当选新西兰新中友好协会秘书长的黄潮喜,有当过美国三藩市侨领的黄雨芝，还有成就卓著的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他们满怀爱国爱乡之志，长期支持家乡办学和建设，使小小的瓜岭增添了更加浓厚的人文色彩”（《增城文史》第五辑，2009年）。上述的黄国民，是瓜岭村里曾与孙中山有交集的侨民，黄国民是新塘镇民国时期五个杰出人士之一。

当年，黄国民从小跟随父兄在新西兰长大，青年时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影响，成为国民党党员后他将原名黄锡钦改为黄国民，四处发动华侨积极参加反帝反清运动（好孩子！）。由于表现突出，他曾受孙中山之命，于1914年出任中国国民党驻新西兰威灵顿埠支部长，还在新西兰发动华人427人捐款支援“讨袁斗争”，继续为支持民主革命作贡献（当上革命干部了）。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际，黄国民被电召回国参与建政工作，是广东省增城县的第一任县长（首届地方官鸟，光宗耀祖哈）。黄国民回国后，从家乡带上“增城年果”给孙中山拜年（天哪，您别带太多呀，多了就是行贿啦）。辛亥革命那年，黄国民还积极支持其兄在瓜岭村创办瓜洲小学，在家乡兴办新式教育（这还差不多）。

据说，在瓜岭村村委会里，存有黄国民与孙中山交往的第一手资料，诸如“华侨讨贼军第十路军司令部军需长”一职的委任状、黄国民夫人逝世时大总统府发来的唁函信件等（有价值的文物）。在棠荫楼旁边的小巷里，有着一排不中不西的民居。

麻石街，古木门，或残或旧，黄国民故居就立于巷旁，保存虽尚整，但由于长年失修，败相有露，人们仅能从装饰门窗的欧式圆拱形建筑中，想象黄府当年的气派与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