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城区新塘镇瓜岭村的明清建筑群和水上碉楼 诉说着从水乡到侨乡的五百年嬗变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宋代诗人王安石的一首《泊船瓜洲》，使瓜洲这个古江南小镇的地名传扬至今。在古老的岭南水乡，也有着一个瓜洲，就是今天的增城区新塘镇瓜岭村。瓜岭村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祠堂、书院和民居连为一体的明清建筑群和中西结合的水上碉楼，以及可追溯至民国初期的瓜洲小学等，娓娓诉说着此处从水乡到侨乡的嬗变。

瓜岭村古称瓜洲，至今村落前面的河流仍然叫作瓜洲河，据说明朝成化初年（1465年），有人来到这里的河边种瓜，由搭棚看瓜而成村。古老的瓜洲，其生存命脉就是那一道盘绕而过又分叉交错的水流，早期的瓜洲居民，每天都划船进出，后来他们在河岸修建房屋，逐渐形成了富有岭南特色的宁静水乡。

现今所见的瓜岭村，虽然已拓展成了一个辽阔的大村庄，但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出，紧临瓜洲河的那一片区域，才是这个村庄的灵魂。那里保存着一大片明清风格的建筑群，祠堂、书院、民居、街巷以及门楼、码头，组成一个完整而古朴的水边村落。村落处在瓜洲河的西岸，浑然一体的房屋座北朝南，最前面是一条宽阔的街道，最前一排分布着七座祠堂和一座家塾，规模最大的祠堂是四房黄公祠，三间三进，其它六座分别为罗峰黄公祠、爱闲黄公祠、壮逸黄公祠、圣匡黄公祠、四房黄公祠和名国黄公祠，均为三间两进，近洲家塾处在几座祠堂的中间，三间两进。

这八座祠堂和家塾，均为增城市2010年3月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沿街祠堂群的后面，是连片的民居，共约200多间，遗憾的是目前有些民居已拆除重建了现代的小楼房，显得不太整齐。整个民居群共有11条巷道，每条巷道连通前面街道处均有小型的门头，麻石古巷笔直幽深。民居群的东西北三面，共设有三个门楼，保存完好的东面门楼，是整个村落的主门楼，与码头仅一步之遥，可以想见旧时村民从此上船下船、出发归来的景象。

瓜岭村虽然保存着大片明清时期的特色民居，但这里最出名的建筑，却是开村400多年之后才出现的近代产物——碉楼。村中共有两座碉楼，一座叫宁远楼，一座叫棠荫楼，分别耸立于村落的西南和东北角。据介绍，宁远楼和棠荫楼的修建，与民国初期的匪患有关，大约在1919年，瓜岭村被土匪洗劫，有36名村民被捉，掠走8万两白银。其时瓜岭村已有不少人侨居海外，闻知此事，遂集资建碉楼以保家守土，1927年，宁远楼和棠荫楼破土动工，至1929年建成，两座碉楼的命名含意均很明确，即荫护一方水土、长久安宁。

两座碉楼中，尤以宁远楼名头最大，至今仍大致保持原貌。经专家考证，宁远楼是广州地区迄今所见唯一的一座水上碉楼，而且结构独特，造型别致，明显可见中西结合的风格，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碉楼临河而建，楼身四面挖有护沟，入口处有吊桥，如遇险情，吊桥一收，即可固守待援。整座楼是采用钢筋、水泥和砖木结构，高21米，内分四层，底层有水井，上两层的四个墙角各有一个呈倒锥状的守护堡，楼身四面遍布枪眼，还有瞭望口。

远远望去，宁远楼就像是一枚倒置着的巨大炮弹，威风凛凛，气势夺人。据介绍说，宁远楼在抗日期间曾救过村里200多人。1941年，进入增城的侵华日军得知瓜岭是原增城县县长黄国民的家乡，妄图敲山震虎，于是派兵进攻，全村男女老少退守碉楼中顽强抗击，由于碉楼坚固无比，日军久攻不下，只好撤退。

黄国民原是瓜岭村侨居新西兰的华侨，他受孙中山先生的感召，四处发动华侨支持革命，曾在新西兰发动华人捐款支援“讨袁斗争”，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际，被电召回来参与建国工作，并于1922年出任增城县县长。瓜岭村是广州著名的侨乡，早在清咸丰六年（1896年），就有村人乘坐三支桅轮船冒险奔赴海外，投入美洲的淘金热潮，到20世纪初，更有大批村民到新西兰等地谋生。

据资料记载，瓜岭村人离乡背井远渡重洋，多在1902—1903年间，占村中男丁居乡者50%以上，侨居地多以澳洲、新西兰为主。经过100多年的时光变幻，他们在海外的人丁繁衍，甚至超过了故乡，目前村中人口约有800人，而侨民却有2000多人。由瓜岭村分支海外的华侨，历来也人才济济，除黄国民这样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之外，还出过不少在各个领域上拥有成就的杰出人物。

如带头捐建宁远楼和棠荫楼的著名公益事业家、慈善家黄田惠，新西兰第一个华裔科学博士、化学家黄汉强等。故土情深，侨胞们不忘回报桑梓，纷纷捐资支持家乡建设，尤其是家乡的教育事业。1912年，由华侨黄田惠、黄焕森、黄锡树等人从海外募捐15000元回乡，在瓜岭村创办了增城县第一间初级民办小学——瓜洲小学。

瓜洲小学曾得到过增城县国民政府的嘉奖，并获得众多政要、文化人士的扶持。至今村中仍保存着当年瓜洲小学创办的校刊，内有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立法院院长孙科、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教育部长王世杰、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增城县县长黄炳坤等各级政要的题词，是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