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李中是增城县派潭人，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增城区委书记、县委书记、特派员等职。根据增城革命前辈"陈李中"对增城解放前夕的回忆,让我们可以间接了解到解放前夕那个动荡的年代的艰辛,也使增城市人民加深了解"落后就容易挨打"的事实。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谨记增城解放战争时期,那群为了增城今日繁荣安定作出牺牲的前辈。 紧急调令 1942年5月，因为发生“粤北事件”，中共省委遭到破坏，国统区的党组织奉命停止活动。中共东江特委要我从增北撤退到游击区。是年冬，我抵达东莞抗日游击三大队，任民运队长兼支部书记，在日寇占领区北栅一带活动。工作还不到一个月，元旦刚过，突然接到卢伟良政委、邬强大队长转来总队部通知，着我立即动身前去厚街找王作尧、黄宇同志，接受新任务。什么事来得这样突然、紧急？ 我很自然想起一个月前刚从增、博地区到达宝安黄田的东江游击队抗日总队部驻地的情景。当时正值日、伪、顽联合进攻我总队领导机关，情况紧急，战火一触即发。我们谈完工作后，连夜转移到珠江边的渔家窝棚。第二天凌晨即发生有名的黄田保卫战。一进游击区，就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血与火的洗礼。战斗结束后，我与李征、邱松学同志仓卒来到北棚。工作刚刚开始，难道又发生了什么情况？但已无暇思索，只好匆匆与武装交通员上路了。 厚街，当时是敌占区，也是我地下党和游击队的坚强据点。我在那里见到了王、黄两位首长，并由他们引见了阮海天同志。阮当时是宝安抗日游击队副大队长。两位领导非常明确地向我和阮海天同志交代了增城的敌后斗争形势和任务，要我们两人立即回到增城敌后，负责恢复那里的武装斗争；并指定由阮海天负责军事工作，我负责政治工作。又指示我们到达增城敌后，首先要找到中共敌后县委负责人谢鹤筹同志，共同研究确定恢复武装斗争的有关问题。 我是在1939年3、4月间在正果中坪学校认识阮海天同志的。他当时是增城抗日常备中队的军事负责人，刚率领队伍转移到正果三平约。正好中共东江特委书记林平来增城视察工作，阮来中坪学校向林平汇报工作。我与阮有过一面之交。阮在1938年10月日寇在澳头登陆进犯增城时，曾与杨步尧、萧汉同志率领地方抗日自卫武装抗击日军，取得初战胜利，振奋了人心。这次他重回增城敌后恢复武装斗争，我相信他是会很好地完成任务的。 接受任务后的第二天，阮及其警卫员与我三人由地下交通员引路，到达日寇占领的东莞城内我地下交通站。经过研究，阮先回他家乡竹园涌，了解情况后再到谢鹤筹那里集中；我则仍由交通员带到中堂六嫂交通站，再等增城方面的交通员。我在中堂住了几天，认识了中堂区委书记钟育民和杜娟同志。以后由卢章容引路经新塘到达了永和的禾塱村。 黄旗山战斗之后 永和地区原是中共领导的增、从、番独立大队抗日游击队活动的根据地。1942年初，日寇乘我增、从、番独立大队处在暂时困难的时期，于农历二月廿三清晨纠集500多人向我驻在黄旗山的队伍发动三路围攻。我军奋起抗击，激战竟日，敌虽受重创，但我亦有伤亡。特别是大队参谋刘德和中队长黄金水的牺牲，亦使队伍心理上受到沉重打击。而且战后一批反_共的所谓杀敌队、别动队、联防队以及便衣特务，更经常向我游击区袭来，人民群众遭到烧杀抢掠。在一片白色恐怖笼罩下，部队只好在深山掩蔽。抗日活动受到很大的限制。是年春夏之间，以卢伟良为大队长的增、从、番独立大队只好撤退到江南游击区，留下少数地方党员武装骨干坚持活动，与群众保持联系。 为了保存力量，党组织的活动基本上也停止了。敌、伪、顽认为红色力量已被剿灭了，因此反动气焰非常嚣张。我就是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来到永和区禾塱村的。过了不久，谢鹤筹到禾塱告诉我，因形势恶劣，目前恢复抗日武装条件还不具备，阮海天已将情况直接报告总队部。总队部同意他的意见，阮已返回部队。上级决定我留下，要我担任永和（南区）特派员（当时县区党组织均由委员会改为特派员制），并即与原永和地区党的负责人张国强办里交接手续。我接受任命后即改名叫刘机。随即到石迳村卢庚粦同志家里立足。 以后，张国强夫妇、练铁同志等先后离开，该区外来干部只留下我一人了。我人生地不熟，没有任何社会关系，也没有任何公开的职业掩护，但却要坚持在这红得发紫而又刚经过敌人重点进剿的地区，困难之大可想而知。所以，我一到禾塱、石迳两村，群众都已猜到我是党派来的，虽改了姓名，但也无法改变人们的感觉。好在这两条都是堡垒村，人们虽知我的面目，但都心照不宣。这是多么好的人民啊！他们在连遭日、伪、顽洗劫后，仍能如此尽力地保护党的干部，冒险掩蔽我的活动。尽管如此，由于身居险境，我时刻都不敢掉以轻心。 禾塱、石迳村南面方向离日、伪据点永和圩不到6公里。永和圩后的山顶上长驻有日军，圩内有伪联防队、伪乡公所，是新塘伪县政府和广九铁路新塘车站日伪据点的外围屏障。这两村北面背靠的油麻山，前些时是抗日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方，日、伪军曾多次围剿；再往北是广增公路横穿而过，镇龙、中新亦常有敌驻。除了日、伪围剿外，国民党顽固派的杀敌队、别动队也经常从东西方向越过日军封锁线，进来骚扰。这块弹丸之地，处于四面受敌，情况如此严峻，何处安身？何况出于工作的需要，我还要经常到叶岭、油麻山、南蛇头、张家村、木古一带有地下党员的村庄活动，路上随时都可能遇上敌、伪便衣侦探，或者与进扰游击区的敌人遭遇。 考虑到党不能长期停止活动，党不能长期脱离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游击区人民，多么渴望党啊！必须使所有党员、干部接上关系，认清形势，增强信心；必须重新动员、组织人民，为恢复武装斗争创造必要的条件。想到这些，个人艰险也就置之度外了。与此同时，袁鉴文同志在福和地区受任为县特派员干事，杨步尧同志在中新、佛子庄一带受任为中区特派员。大家都在敌后县委的统一领导下为恢复、整顿党组织，恢复武装斗争创造条件，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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