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涓涓增江河水，默默见证两岸变迁。在广州市增城区的增江东岸，一座浓浓电影元素的小镇早已成为广受居民游客喜爱的打卡点。这里有大烟囱、大榕树等当地特色标志，也有年轻人喜爱的白教堂、艺术馆等新式潮流。时针拨回1956年，这里是增城糖纸厂，系国家“一五”期间对制糖工业采取“积极恢复和发展”计划下建成的机制糖厂。 2001 年糖纸厂停产后遗留下占地约 41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5 万平方米的工业厂房。2015年，增城区启动工业厂房旧改，废弃的增城糖纸厂蒸煮车间迎来新生。2017年这里成功结合电影产业开展工业遗存活化利用，活化为1978电影小镇，年接待游客达60万人次。如今的增城糖纸厂旧址不仅保存了独属于当地的历史记忆，更重要的是作为广州首批工业遗产，其引入社会资本保护与利用的经验，更具现实性的推广意义。
（资料图片：保留下来的烟囱见证了增城糖纸厂的历史） 回溯历史，广州制糖曾经全国闻名 据史料记载，距今2000多年前，广东、福建、广西、云南一带，已种植甘蔗，并掌握了榨汁制糖的技术。晋朝葛洪的《西京杂记》提到汉高祖时“南粤出石蜜”。后人对石蜜的解释见于东汉学者杨孚的《异物志》：“甘蔗……榨取汁……煎而凝之……既曝如冰……时人谓之石蜜”。南朝陶弘景在他的《名医别录》中，亦说广州甘蔗大如竹，长丈余，可以取汁为沙糖。 到了宋代，广州制糖技术渐趋成熟，能生产冰糖，又称“糖霜”。广产冰糖呈琥珀色，这是由于蔗汁带有红色所致，其下脚料可用来生产砂糖。宋朝全国的糖，以四川遂宁出品的最佳，广糖虽赶不上遂宁糖，也被列为贡品。明末清初时，广东的甘蔗种植迅速发展。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二十七中谓：“粤人开糖房者多以致富。盖番禺、东莞、增城糖居十之四。”当时，手工制糖在农村中很普及，制糖的手工作坊称“糖房”或“糖寮”，主要沿用古代“以石辘榨蔗，锅灶熬糖，瓦器分蜜”的方法制土糖(俗称为红糖)。 清初的增城土法制糖规模较大。《广东新语》专门记载：“增城白蔗尤美，冬至而榨，榨至清明而毕。”“以荔枝木为两辘，……长大各三四尺，辘中余一空隙，投蔗其中，驾以三牛之牯，辘转则蔗汁洋溢。汁流槽中，然后煮炼成饴，其浊而黑者曰黑片糖，清而白者曰黄片糖。……其凝结成大块者，坚而萤，曰冰糖。”1925年，仅增城的土糖寮就有160家，从业人员2000多人，每个糖寮每榨季产红糖5—10吨。 在1934年，广州建成了我国第一间工业化生产的甘蔗机制糖厂，广州制糖随之全国闻名。抗日战争胜利后至广州解放前夕，糖价跌至每担白砂糖仅换得一担大米，蔗农不愿种蔗，广州的制糖业未能复兴。1949年末，增城全县土糖寮下降至100个，从业人员1447人，有237头耕牛作动力，年产蔗糖374吨。新中国成立后，广东省制糖工业迅速发展，成为我国食糖的主要产区之一。广州的制糖业也重获新机。 1952年，制糖产量恢复到抗日战争前的水平，制糖技术大大提高。但落后的小厂和民间土榨糖寮仍大量存在，约占全省糖产量的一半以上。“一五”计划期间，广东省以发展制糖工业为重点。县管的增城糖厂就是在此背景下成立。1956年增城国营糖厂投产，日可榨甘蔗100吨，年产糖可达1000多吨。根据1983年的《广州经济年鉴》，广州地区糖蔗亩产量居全省各主要蔗区之首位。 而据1984年的《广州经济年鉴》，当时广州地区制糖工业有13个机制糖厂和197间土糖寮，其中广州市直接管理的有4个厂、县管理的有9个厂（番禺县4个，龙门县2个，清远县2个，增城县1个），还有1个隶属广东省华侨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管理。土糖寮则由区、乡农民经营。1985年，广州市(含郊区及从化、花县、番禺、增城四县)种蔗面积达41．60万亩，为历史最高水平。在当时，制糖业是一个积累率比较高的行业。据有关部门统计，一个大型糖厂固定资产的投资，2年左右即可全部收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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