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湛若水（1466-1560），号甘泉，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为明代岭南心学开篇者，他与“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相交甚笃，二人曾共执明代中叶理学界之牛耳，被时人并称为“王湛之学”。作为广东乃至全国历史上作出过重大贡献、影响力颇大的思想家，湛若水的学术成就亟待进一步挖掘、宣传，希望大家通过探寻甘泉文化遗迹、解读甘泉学术思想，深化读者对这位先贤及其故里广州增城的了解与认知。 明人沈德符（1578-1642）在《万历野获编》中说：“书院之设，昉于宋之金山、徂徕及白鹿洞，本朝旧无额设明例。自武宗朝，王新建以良知之学行江浙两广间，而罗念庵、唐荆川诸公继之，于是东南景附，书院顿盛，虽世宗力禁而终不能止”，将明代书院之兴归功于王阳明（新建）。正是阳明心学的兴起，及其后学罗洪先（念庵）、唐顺之（荆川）等心学士人对阳明学的宣扬与传授，促进了书院在东南府县的营建。沈氏之说得到了后世的普遍认可。而稽考史实，湛若水才是明中期书院兴复潮流的实际推动者，他参与营建的书院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前所未有。
明代书院的“禁”与“兴” 要谈湛若水兴复书院之功，就不能不对有明一代朝廷的文教政策做一了解。大明初建，太祖朱元璋确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一整套的官学体系，凡读书人若要出仕为官，必须进入官学、以程朱理学为宗，经年学习再参加科举。官学成为朝廷培养人才、选拔人才的唯一正途。明太祖对于书院虽未明令禁止，但没了得以生存的土壤，宋元时代欣欣向荣的书院由此沉寂。 所谓“沉寂”，具体地说，就是这一时期尚存的书院都是经官方认可的书院，而朝廷敕建、认可的书院并不以讲学为目的。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肖啸博士在其研究中细致梳理了明代书院复兴之过程，指出明代敕建、重建的书院更多强调的是其崇祀先贤的意义，如敕建的尼山、洙泗二书院，实际为孔府之附庸，无教学活动，仅供祭祀之用。 类似这样的，还有祭祀陆氏兄弟的象山书院、祭祀周敦颐的濂溪书院。而因权臣的张璁、夏言的奏请而设的贞义、忠礼二书院，既无教学活动，也无祭祀活动，只收藏御赐之物而徒有书院之名。至于各地藩王所建书院，也是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但都是供王府宗室子弟寄托个人性情和消遣的私人场所，即便有个别书院具有教育或讲学功能，也绝无任何大肆倡导自由讲学风气的可能性。这与宋元时期私人讲学的书院性质、风气大不相同。 那么，明代讲学性质的书院又是如何兴起的呢？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官学之弊端，至明中期，官学教育渐趋僵化，“各处儒学生员不肯熟读四书、经史，讲明义理，惟记诵旧文，待开科入试，以图幸中……”明英宗于是设提学官，以整顿地方官学教务。由此，地方官开始参与地方书院的建设，着重发展其讲学功能，在书院中教授程朱义理之学，强调精研学理。心学后人倡建书院、授学讲道也是在此契机之下展开的。而明中后期心学的蓬勃发展也正与这一时期书院的兴复相伴随。 理学谱系中的湛若水 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最为人称道者即“程朱陆王”，也就是北宋的程颢、程颐，南宋的朱熹、陆九渊，以及明代最有影响的王阳明。这个语境里的“理学”即所谓广义的理学，广义的理学分道学和心学两大派。道学以二程和朱熹为主要代表，至南宋发展至高峰，在明代仍有很大影响力，维持着正统地位，他们的学说以“理”为最高范畴，所以习惯上这一派也称谓“理学”——就是狭义的理学。 明代官学以程朱理学为宗，就是狭义的理学。心学产生于宋，明中后期占主导地位，以“心”为最高范畴，这是对程朱理学的“变革与革命”——这里所说的主导地位，与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意义不同，是指心学一系在总体上体现了明代理学的主要特色，但在历史的当下，心学在朝廷上并不受认可，反而颇受非议和打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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