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城检察院从1955年到2009年的成长片段

      “你这次去增城有两个任务,一是要把案子办起来,二是要把房子建起来……”这是2006年9月,时任广州市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一处处长的韩世彪调任增城市检察院检察长之前,领导对他的交代.韩世彪清楚,这两个任务并不轻松.当时,增城市检察院在广州市12个基层院量化考核中排名相当靠后.

 

(1993年该院部分女检察官在旧办公楼内的合影)

 

 

      “而办公楼的条件就更差了,并且相当拥挤”,韩世彪还清楚地记得刚来增城时看到检察院办公楼的第一印象.3年过去了,增城市检察院的发展一年一个台阶,在2008年度广州市基层院考核中,该院已跃居至第四位,成功办理了一批有影响的案件,“两房”建设即将进入设计招投标阶段.

 

 

      2009年6月18日,该院召开老干部组织生活会,老干部们在对该院发展献计献策的同时,也回顾了恢复重建以来的光辉历程.“我院这几年进步真的很大,我们很欣慰.在恢复重建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条件很艰苦,但是我们的同志以团结奋斗和严于律己的精神坚持了下来,这是最宝贵的文化传统和精神财富.”在该院恢复重建时首任检察长邱秋看来,这种精神是一种持久的力量.

 

 

       增城原为广州市的一个县.1955年6月县委抽调两名同志组建了检察院,当时在“仓沮圣庙”(当地一座古祠)内挂牌办公.在其后的20多年里,增城县检察院和大多数检察院一样,经历了几起几落.1957年大裁减,1959年“大合并”,再到“文革”时期被砸烂、撤销……直到1978年6月10日,根据修改后的《宪法》,增城县委决定重建检察院.邱秋回忆,当时县委组织部长找到时任增城县公安局副局长的他说:“现在要重建检察机关,你在公安工作的时间长,熟悉业务,去把检察院办起来,行不行?”根据当时的情况,公安部门的条件在当地算是好的了,但邱秋服从了组织的安排.

 

 

      “当时我担任代理检察长,在公安局借了一间房子,用木板搭了个阁楼,下面办公,上面住宿,因为是重建初期,院里面没有内设业务机构.”邱秋回忆.“因为人手不够,那个时候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找人,县里给我的承诺是‘你去找,只要你想要的同志都可以给’,当时部队转业干部比较多,因此找的大部分都是转业干部.”邱秋说.

 

 

       被招进检察院的转业干部刘国友说:“我来的时候,检察院已经设立了检察委员会、刑事检察股、法纪检察股和经济检察股四个业务机构,检察工作也基本开展起来了.”回忆起该院重建之后办理的第一起案件,邱秋至今记忆犹新,“那是1979年,农民刘某盗窃了一头耕牛,卖了465元,被公安机关抓获后,经过我们审查,签发了批捕书,是由我签的,也是增城县检察院第一份批捕书,之后,刘某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当时没有那么多罪名,在判决书上就写着‘侵犯集体财产,破坏农业生产,构成犯罪’.”

 

      1983年,增城县检察院在县财政支持下建起了5层办公楼,下面3层办公用,上面2层住宿,这个时候,检察机关各项基本业务已经开展了,干警也逐渐多了起来,达到30多人.邱秋回忆说:“当时条件很艰苦,办理案件时,只能通过手写方式摘录证据材料,少则七八页,多则四十多页,完成一份审结报告耗时很长,需要亲自调查取证时,只能骑摩托车深入各乡镇调查核实,甚至骑车到广州,当时都是泥路、沙路,到达目的地时,都是灰头土脸的.”

 

 

    20世纪80年代初期,检察院申请了4辆“幸福”牌摩托车办案用,那个时候的摩托车性能可想而知,因此很多干警都对“幸福”牌留有深刻记忆.“1983年,我骑着摩托车到一个镇区调查一宗诈骗案,花了一天的时间去办案子,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在返回途中,经过增江河上的一座木桥时,摩托车链条突然卡住,几百斤的车子顿时停下,我被甩出几米远,差一点就掉进河里,幸亏我死死抓住了木板……”刘国友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显得心有余悸.

 

 

     在这之后,增城县委新购了6辆小面包车,考虑到检察院的业务量不断增加,邱秋向县委争取到了1辆面包车,这也是增城县检察院的第一辆小汽车.到了1985年,广州市检察院考虑到增城的困难,给了增城县检察院一辆苏联产小汽车,“是那种斗篷车,前面是两排座位,后面是一个‘斗’,那时候干警都开玩笑叫它‘两室一厅’,因为苏联很冷,那个车是没有装空调的,广州的夏天热,一到夏天开那个车就浑身是汗,我们又叫它‘双排桑拿室’.”邱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