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城市新塘镇在2011年6月11日至13日连续三晚的骚乱后，似乎是安静下来了，我们也一起来安静回顾下增城新塘大敦村6.11暴乱事件。由于小编比较信任第三方的报道，所以主观认为事情是这样的：6月11日，一名四川籍孕妇在广州增城新塘大墩村超市外摆摊卖牛仔裤，被当地治安队驱赶，遭到踢肚等殴打行为。此行为在当晚引发大规模骚乱，主要形式是“打砸烧”，对象是警察和警车以及民用车辆。广州出动防暴警和特警，还包括各种警，前往“维持秩序”。由于骚乱持续三晚，可见维持不力，“被击退”有一定的可信度。 今天，小编问了参与维持秩序者，称戴着头盔举着盾牌迎接砖头，佩戴的都是空枪，可看作一面之词。在棒子挥出去之后，广州市政府大打感情牌。6月12日，广州市政府召开临时新闻发布会，表示在整个事件中没有人员死亡。会后在现场播放了一段广州市委常委、增城市委书记徐志彪到医院看望在医院检查和休养的事件当事人———孕妇王联梅的视频。这段视频时长在2分钟左右，王联梅一直坐在病床上，没怎么说话。 随后，应主持人要求，一名坐在前排的男子站起来，看着手上的一张小纸条，念了这么一段话：“大家好！我是唐学才，王联梅是我老婆，这几天大家都很关心我和我的家人，请大家放心，我们都很好，我老婆和腹中的胎儿都没事，母女平安，谢谢大家！”整个新闻发布会和会后文艺表演没有承认或否认殴打孕妇的行为。在事发第二天当事夫妇露面报平安后，骚乱并没有停止，持续了三天。人们似乎不仅仅是为了殴打孕妇一事，还有其他的诉求或怨气，殴打孕妇一事只是个导火索，火药早已经准备好了。 近日，孕妇丈夫再次扮演政府发言人，称广东增城聚众滋事事件称被人钻空子，医院专门腾给孕妇王联梅一个人住，空调开着，在床头，还有很多水果篮。据外媒报道，四川人成了此次骚乱的主力，广州周边城市的四川打工者向增城聚集，其中以潮州为甚。广州曾一度封闭107国道，只准警车通行。潮州最近因古巷事件——四川打工仔熊汉江因讨要2000多元工资被挑断脚筋手筋（6月1日）——也曾发生打砸烧事件（6.3-6.6），以端午节当天最为激烈。 6日晚，古巷采取措施将人群挡在政府之外，因一辆潮州车撞到了一名群众，人群开始向过往车辆发难。事情平息后，古巷本地人开始反击，组建自卫队，“见摩托车就砸，看到不会讲潮汕方言的就打”。这两个都是外来务工者的特征。潮汕人排外是在中国出了名的，他们拥有自己的方言，经济发展得不错。排外，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口头或眼色上的歧视、不发工资等等。对于这些，外地打工仔都有各自省份的同乡会，专门负责帮助本省人讨要工资。发生这样的事情，其根本在于劳动者的权利被无视，不只是同乡会游离在法律之外，黑心老板尤为可恨。 广州不排外，但似乎也能够在古巷找到那么一些共同的东西：外来务工者到底有没有尊严，有没有被重视？无论是外来不外来，每个务工者首先是一个人，人需要尊严。现制度下，外来务工者在外缺乏足够多的归属感，拥有足够多的无助感，当这种感觉被某些事情触及神经的时候，n多务工者会产生一种认同，接下来水到渠成，犹如决堤。这是城市内在矛盾比较感性的一面。 而其理性的一面则在于利益的分配。外来务工者与本地人，他们同在一个地方，却拥有不一样的身份认同、不一样的权利和不一样的利益保障。而如果有那么一天，外来务工者不仅意识到了这种不平等，而且试图改变这种不平等，并且能够用改变的企图来加以动员和组织，形成一个相对团结、诉求明确的团体，那么，我们就可能面临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冲突。这也就是莫之许在多年前所预测的城市内战。 每一个事件都会结束，每一个事件汇成了历史潮流。可以预见，政府将会出台一系列惠民措施安抚，加强外来务工者的保障。这大概也算是骚乱的一个作用。但这也像是在给历史潮流开辟支流，让它不那么凶猛。让不同人群和谐共处，携手融入不断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图景中，是今天社会管理需要破解的新课题.虽然冲突已经过去，事情逐渐平息，但那“外来人员殴打当地人、当地人殴打不会讲本地话的外地人”的情景，仍深深刺痛了人们。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巨潮沿着从农村到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的路径流动、激荡，给流入地注入巨大经济活力，给当地社会发展带来新气象。然而，当来自五湖四海、口音南腔北调的人们，闯入原来相对平静固定的生活画面时，缓解因城乡异俗、观念有别造成的冲突与矛盾，变得现实；当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人们为生存与利益产生矛盾时，更好地兼顾各方利益，尤其是让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能够有效表达、正当权益得到维护，变得紧迫。 在社会流动加剧、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时代，如何使不同人群和谐共处，携手融入不断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成为社会管理的一道新课题。社会现实让人喜忧参半。一方面，各种“新市民”政策在各地落地生长，外来人口享受均等化服务日益普遍。无论是江苏昆山以“一视同仁、人人共享”的发展理念获“联合国人居奖”，还是浙江杭州图书馆内农民工和拾荒者自在学习的身影，无不表明在包容性发展思维下，“社会融合”正在成为管理者们的自觉。 另一方面，外来人口的“进城”路远非坦途。户籍制度的门槛、用工制度的壁垒、利益呼声的沉没、讨薪历程的艰难、社会歧视的冷眼，有形无形地把“异乡人”推向城市生活的边缘地带，造成了“社会拒人、权利亏人、心理贬人、文化伤人”的“社会排斥”现象。排斥造成隔阂，更给社会留下深深的裂痕。社会学家对此不无忧虑地指出，“各种社会排斥过程无不导致社会环境动荡，终而至于危及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 在世界视野中，主要工业化国家也经历过这种社会治理进程。从普遍采取“关门政策”到有序开放、从全面排斥到促进融合，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府，现在也纷纷致力当好“裁判者”和“服务员”，协调好不同民族、不同来源地居民的利益，解决好不同诉求、不同文化的社群矛盾。这对我们不无启示和借鉴意义。融合则和谐，排斥则俱伤。从这个意义看，中央提出“协调社会关系”，要求把“加强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服务管理”作为重要内容，并注重“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 在南粤大地，一部名为《外来媳妇本地郎》的电视剧持续热播。这个汇聚不同人群，充满利益冲撞、文化冲突的故事，其实是大流动、大变革时代的一个生动缩影。尽管过程曲折，但总能在冲突与转化中实现交融，在泪与笑中展现人物命运的欢喜结局。我们的社会发展，会成为这样一部令人心动的“大戏”吗？这需要从社会管理者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协力创造和呈现。 |
增城区等东部中心‘现代活力核’已经跃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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