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华南最大城市广州东行30公里，就到了被称为“世界牛仔裤之都”的增城市新塘镇这里每年生产8－10亿件牛仔服装，全球每卖出3条牛仔裤，就有一条来自新塘。围绕牛仔服装生产的纺纱、染色、织布、制衣等链条，有数以十万计工人聚居于此，他们大多是外来工，来自四川、湖南、河南等几乎中国所有内地省份。 类似新塘这样的小城镇在中国发达的沿海地区随处可见。过去一二十年间，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带来人口的大量流动，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民工集聚在大城市周边和发达地区。长期的异地就业渐渐形成异地安家的需要。然而，不久前发生在新塘的一起群体性事件表明，城市似乎并没有为此完全做好准备。 从“城乡二元结构”到“城市二元结构” 外来务工者的大量涌入，彻底改变了像新塘这样工商业发达城镇原有的社会结构。数字显示，新塘镇本地户籍人口约20万，外来工则高达50至60万人。制衣厂最多的大敦村只有7000多本地人，而外来务工者有近6万。而且，和十几年前外来工大多是“单打独斗”不同，现在不少外来工都举家住在打工地，在就业地复制自己在老家的社会关系，“城中村”成了外来打工者的新家园。 1992年就来新塘务工的四川达县人李祥印，如今儿女、孙辈都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在离工厂只10分钟步行路程的瑶田村，一家人从本地居民那里租了一个不到60平方米的两居室，挤着李祥印夫妇、儿子儿媳孙子、女儿女婿外孙、以及妹妹妹夫四家10口人。两对“老夫妻”住客厅，两对“小夫妻”一家三口各有一个仅能容一张床铺的卧室。 这样的城市“农民房”在中国城市周边地区到处可见。在城市化迅速推进中，原先城郊和周边的农村被包围在城市之中，成为“城中村”。本地村民虽然有些还是农村户籍，但早已不从事农业生产，大部分本地人搬进城里小区，他们共同的一项收入就是出租房屋。 李祥印一家租住的房子每月租金650元。这栋出租屋每层4户，有大有小，共9层，如按户均租金650元计算，这栋房子的业主每月仅房租收入就超过2万元，而这差不多相当于李祥印一大家子8个劳动力打工的全部收入。 相对外来务工者，本地人的处境较优越，他们当中一部分人自己当老板，一部分成为镇村工作人员，稍差一点的也能在亲戚厂里谋个管理岗位，最不济的还可以种点蔬菜或做小买卖。出租屋和村集体分红为本地人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收入的显著差别让本地人天然地具有优越感，这也造成两个群体的隔阂，所以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们之间几乎没有往来。”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和人口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梦琴说。“在老家人眼里，我们是在大城市里打工，实际上还是生活在村里，身边居住生活的也都是自己的老乡。”李祥印说，“除了在厂里工作，和在家乡没什么两样。”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前所长陆学艺指出，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职业是工人，但身份仍是农民，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农民工和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和外来务工者在新塘镇的生存状态相似，中国的农民工因为没有当地户口，即使在就业地打工多年，却仍是边缘群体。这位知名社会学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农民工集聚“城中村”的现象说明，中国的城乡差异虽有缩小，但城乡二元结构仍然牢固，“城市二元结构”就是新的翻版。 社会管理面临挑战 由于存在低收入、低消费的需要，城中村里存在丰富而廉价的各类生活服务。在珠三角许多城市，往往距星级酒店、大型超市只几百米的地方，就是连片、拥挤的出租屋，遍布着几元钱消费的小吃店、理发店、网吧、流动摊贩等。这给传统的城市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仅仅是城中村的治安管理，就既让当地政府头痛，也令本地人和外来人口的关系处于某种紧张状态。 中共新塘镇委书记刘观佑举例说，由于警力是按户籍人口配备的，许多城中村明显警力不足，所以村里不得不花钱组建一个主要由当地村民组成的“治安联防队”。在外来工眼里，有的治安联防队员瞧不起外地人，行为粗暴。城中村里不可少的摩托车载人运营、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常被视作违规行为，是治安队检查、驱赶的对象，由此引发的摩擦时有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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