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增城市人民医院产科病房，2011年6月14日，四川省开江县人、20岁的王联梅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她的丈夫唐学才穿着一身黑色的运动衣裤守护在旁边。整个产科病房里，不时传来新生婴儿的啼哭，再过不久，他们自己的孩子也将出生。然而，在病房之外的街道上，关于他们的谣言还在流传，甚至有声音说，这对夫妻早已在“6·11”事件中死亡。 3年前，唐学才夫妇从四川老家来到增城新塘镇，在当地的牛仔裤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自此这对夫妻开始了在广州的打工生涯。年初，怀孕已有4个月的王联梅退出工厂，并在厂区外摆摊赚些零用钱。但没想到，王联梅的摊档，却成为“6·11”事件的导火索。6月11日晚，因占道经营与村治保队员起冲突，遂混乱中谣言四起，并连续两日晚上引发大批群众聚众滋事、破坏公共财物事件。 6月12日上午，广州市政府新闻办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对此前一天在增城新塘镇大墩村发生的“6·11”事件进行了通报，这起因谣言而起，破坏公共财物的事件，最终以谣言平息而告终。被增城市初步认定为“一起个别群众与治保人员纠纷引发的聚众滋事事件”的增城“6·11”事件，也折射出珠三角的新用工难题——如何跨越新生代农民工的时代鸿沟，让新力量助推经济焕发新生机。 而在“6·11”事件背后，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调查，这已不是2011年在经济第一大省广东省发生的第一起群体性事件。就在6月6日的潮州市，因农民工讨薪被砍伤，大量群众聚集，并以19辆汽车遭遇不同程度毁坏而告终。将增城和潮州事件联系起来，记者发现，除了聚众发生恶性损毁公共财物的共同点之外，两者亦与新生代农民工分不开。一份由中华全国总工会2010年所发布，名为《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中则称，新生代农民工呈现四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这也意味着，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难题需要有新办法。 增城见闻 6月14日，增城市人民医院产科病房的床位牌上写着，王联梅的入院时间为6月11日。对于往事，唐学才告诉记者，他已经不想再多说了，一切都等政府的结果。而医院的护士也对王联梅照顾有加，时常出入她的病房。在增城城区内，人们只是听闻“6·11”的发生，但并不特别担心，而相距30公里外的新塘镇，则是另一番景象。 记者6月13日中午进入新塘镇，明显凝重的气氛下，在华润万家超市里，依然可以看到拿着警棍、盾牌的警察，学校、大型商场、重要交通路口均有警力布局。大敦村派出所以及周边的农业银行已经围起来警戒线，消防车、通信车、救护车和警车停在路边。再过一天，增城市将迎来中考。谣言仍然存在。在进入大墩村的公交车上，坐在记者前方的一个本地人向他的邻座介绍事件经过：“当晚就死了四个人，那个孕妇和她老公，还有治保会的人。” 事实上，在事件发生的当天，王联梅便已安全被送到了医院，或许这名老人还未看见唐学才在6月12日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的澄清。据记者了解，新塘镇是广州市增城南部工业、商业重镇，其中，尤以牛仔业著名，被誉为中国的“牛仔之乡”，全国60%以上的牛仔服装出自这里，生产加工牛仔的工厂作坊随处可见。 就在5天前，6月6日，同样一个制造业的小镇，被誉为“中国卫生陶瓷第一镇”的广东省潮州古巷镇刚刚发生一起因为农民工讨薪被砍伤而引发的聚集事件，四川籍农民工熊汉江在讨薪过程中被老板找人“砍断手筋、脚筋”，激起亲属和老乡的愤怒。6日晚，冲突升级，一度形成外来务工者与本地人双方之间的对抗。在增城“6·11”事件中，围观的群众一度达到上千人，现场曾有几百人起哄，在大敦村派出所周边开牛仔加工档口的一个小老板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告诉记者，他听说，都是外地人的年轻人参与的，本地人都在围观，不敢插手。 新生代农民工之变 那么，为何一个占道经营竟能引发如此多人参与？一家为劳工服务的ngo组织深圳志强服务部负责人祝强告诉记者，这和新一代农民工群体的出现有关。“老一辈外来务工者目标非常清楚，就是赚钱，拿到钱之后就会回到老家置业，而新一代80后、90后的务工者，除了赚钱，他们还希望在城市中寻找一定的机会和空间，如果社会不能提供这样的空间让他们发掘机会、表达诉求，他们就会过度关注自己的情绪和感受，一旦出现与之相关的矛盾，就一并爆发，他们也很少考虑自己的行为最终会酿成什么样的社会后果。”祝强说。 值得关注的是，潮州和增城的两起群体性事件涉及的都是90后，一个是19岁的小伙子，另一个是20岁的孕妇。接触到大量新一代农民工的祝强表示，他深深地感觉到，用工群体真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就是需求的改变，在广东，政府每年都会出台最新的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这是老一代农民工群体非常在意的，而对于新一代农民工来说，几百元钱的增加对他们来说并不是特别看重，他们想要争取的还有更多，比如融入城市生活、受到尊重等。 而社会空间的缺失同时也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小群体的形成和存在。祝强说，在富士康跳楼事件发生的那段时间，他曾经在富士康调查了一个月，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在富士康之内，存在着不同的同乡会，比如四川、贵州、湖南、河南同乡会等，如果一个来自东北的农民工发现没有自己的同乡会，他的生存就会存在一定的困难，被排挤或寻求不到照应，而内部的一些纠纷正是同乡会将其扩大的。 而在群体性事件中，同乡会往往推波助澜，“如果他们有相应的社会空间进行开放式的表达、交流，利益得到相应的保护，小矛盾将得到及时的纾解，同乡会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祝强说。对于同乡会，在东莞厚街一家具厂内打工的小王告诉记者，她来自湖南，是跟着老乡出来的，她所在的工厂也是同乡人介绍的，“一个女孩子出门在外，最怕被人欺负，一旦出现什么问题，老乡之间互相帮忙。”她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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