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红尘作为道场,以商治身到借商办学的增城新塘湛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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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500年前，“岭南理学第一人”陈白沙“舟经西樵山”时，已为这座“理学名山”埋下了理学“文脉”的种子，那么后来者湛若水、方献夫等曾云集西樵山上讲学的理学大儒，以红尘为道场，懂得适时借助商业社会的力量，反过来推动理学的传播，这标志着，在西樵山上，以理学为暗线的“文脉”与“商脉”一直拥有着交融发展的传统。

岭南理学依托岭南经济崛起

回溯岭南理学的崛起，从理学“种子”播撒向西樵山之际，恰是樵山上商业“果实”收获之时。在理学的发展史中，江门人陈白沙在500年前孕育出的白沙学，使得明代学术文化主流由理学转向心学，他本人也因此被一些学者冠以“岭南理学第一人”之称。但对于岭南理学在500年前的崛起，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温春来认为，岭南地区在理学体系中的“突然发声”，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是依托于岭南地区经济的崛起。

据史书记载，珠江三角洲的开发起步较晚。宋代北方移民的大量迁入，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江南治理低洼沼泽地的经验。以这些移民的迁入为契机，珠江三角洲开始了初步的开发，并很快取得成效，到南宋时已有余粮输往闽浙了。到了后期，随着开发的深化，商业性农业开始兴起，明代中后期珠江三角洲已出现了各种经济作物的专业化种植区。

其中，按照西樵民俗文化专家关祥此前的说法，早在在1000多年前，西樵山上就以产云雾茶出名，茶商汇聚，产生了西樵山下的第一条街市——官山茶行街。而在历史上，西樵山也号称茶山。除了茶叶以外，明代粤缎、粤纱在海外已享有一定的声誉，清代随着蚕桑业的发展，三角洲的丝织业也迅速发展。

清初，佛山丝织业已有八丝缎行、什色缎行、元青缎行等十八行。道光初年佛山仅帽绫一行即有机房202家，丝织各行合计，织工至少有数千人。到民国时期，西樵丝织业进入鼎盛时期，官山圩又成为丝织贸易的集散地，影响力日增。到了近代，更是走出了著名丝织业商人陈启沅。

从以商“治身”到借商办学

依托经济而发展起来的岭南理学，与当时商业社会之间的互动，更直观地体现在陈白沙的代表弟子湛若水身上。在失意的问仕经历后，弘治7年，出身商人之家的湛若水选择来到江门，师从陈白沙。到了弘治十八年，湛若水以40岁之龄挑战会试，后以第二甲第三名进士登第。在他的官场生涯中，在当时朝代的6个部委里，湛若水曾经担任过3个部委的尚书。

在后面长达数十年的为官生涯中，湛若水的讲学特点开始凸显。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刘勇认为，把红尘作为道场，在红尘中讲学是湛若水的一大特点。这表现在了湛若水本身与不少商人私交甚好，尤其是与盐商。这种做法在后期被不少学者认为对湛若水修建书院产生了一定的帮助。

据《明儒学案》所记载，湛若水“凡足迹所在，必建书院以祀白沙。”统计显示，湛氏一生创办书院五十所，门生三千九百余人。其中，他曾经在西樵山上修建书院，并在此后出现了众多理学大儒云集西樵山讲学的盛景。“在理学的传播中，应该说或多或少曾经借助过商业阶层的力量。”温春来说道。而与湛若水处于同一时代的佛山人霍韬也有类似的做法。

在湛若水于西樵山修建书院后，曾任礼部尚书的理学大师霍韬也在西樵山上建立四峰书院。有学者认为，家族从事商业，特别是霍韬的儿子与盐商往来颇多，且又有从事对外贸易，这些商业经历都为霍韬后期修建书院提供了一定的支持。而这种懂得借助商业力量的做法，温春来表示，也是源于包括湛若水、霍韬等这批士大夫在当时对“商”的看法已超越了那个年代。

彼时，“轻商”思想仍为主流，但湛若水的师傅陈白沙曾提出，农业和商业都是“治身”的手段，而在“农本商末”的传统观念下，霍韬更是大胆地提出了“本末皆可协调”。这种思想理念的开放，让理学早在500年前，就已经有了成功借助市场力量进行发展的传统。有学者认为，在湛若水参与提出的《沙堤乡约》中，就有不少是关于随着商业发展起来后，如何规范其发展的条例。

史书记载，《沙堤乡约》是一个体现乡村宗族团结的乡约。明代嘉靖中期，有13000户、42000多人的增城，社会矛盾逐步加剧，赌博、偷窃等歪风盛行。而《沙堤乡约》则是一个预防性的教化乡约。它的出现是乡居士大夫展现善俗理想和佐治抱负的结果，也是乡村宗族团结自保的意愿所致。它体现了老人当道、宗族平等参与、聚居宗族和散居保甲人户区分管理的特色。（by南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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