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多端的前台湾总统李登辉:从反对“台独”到“台独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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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评说人物不能以后来论当初，也不能以当初论后来。毕竟人是会变的，李登辉就是典型。他曾加入共产党，后又加入国民党，而后又叛党；他从坚决反对“台独”到成为“台独之父”，于此可见一斑。李登辉是一个复杂多面、变化多端的人。说李登辉变化多端，一点也不过分。



李登辉曾加入共产党

李登辉有着浓厚的“日本情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22岁以前是日本人”。他的日语说得非常流利。他出生在台湾淡水，当时正处于日本统治之下。他从小接受日本教育。18岁时考入台北高等学校，毕业后前往日本，在京都帝国大学求学。

李登辉早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李登辉“保密”了多年的政治秘密。直到他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在1990年被台湾媒体曝光，一度引起轰动。只是内中的详情，直至2000年3月李登辉从台湾地区领导人宝座“下岗”之后，才逐渐透露出来。讲述详情的是当年与李登辉在台湾并肩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陈炳基，他在2002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述了幕后的秘密。

陈炳基后来在中国大陆工作。1996年5月，他获准从中国大陆前往台湾探亲。当时，正值李登辉在台湾地区领导人直接选举中获胜，获得连任，并在5月20日举行宣誓就职典礼。就在典礼举行前夕，李登辉得知陈炳基来到台湾，主动约见老朋友，这使陈炳基感到十分意外。李登辉与陈炳基一口气就谈了几小时。

陈炳基后来回忆说，李登辉在日本留学期间，受到马克思主义者、日本教师盐见薰先生以及同学杨廷椅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仔细研读了日本马克思主义政论家河上肇所著的《社会主义问题》及马克思的《资本论》。1946年，李登辉回到台湾，在台湾大学就读农业经济系。他先是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同志会”，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台湾共产党是1928年9月15日成立的。当时台湾处于日本统治之下，严厉镇压共产党，所以台湾共产党的成立大会是在上海举行的。台湾共产党当时是日本共产党的台湾支部，而日本共产党又委托中国共产党对台湾共产党给予指导。因此，台湾共产党受日本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双重领导。

由于当时的日本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都还处于不成熟的阶段，所以台湾共产党也不成熟。台湾共产党只存在了3年。1931年随着台湾共产党领导被日本当局一网打尽，台湾共产党也就不复存在。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台湾回归中国，中国共产党在台湾设立了“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从此台湾重新有了共产党组织。

李登辉在台湾大学认识了陈炳基、李熏山、李苍降、林如堉，5个人一起研读马克思著作，成立了“新民主同志会”。其实，这时候陈炳基、李熏山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党员。不过，由于当时从事秘密工作的纪律非常严格，陈炳基知道李熏山是中共党员，而李熏山并不知道陈炳基是中共党员。李熏山是台湾大学工学院第一届毕业生。

当时，李登辉十分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47年1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台北爆发了学生游_行，抗议美军士兵轮奸北大女学生沈崇的暴行，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李登辉走在台湾大学游_行队伍的最前列扛大旗。紧接着，1947年2月28日，台湾发生国民党镇压台湾民众的著名的“2?28事件”。李登辉参加了反对国民党的行动，并负了伤。

经过了多次考验，1947年10月，由李熏山担任介绍人，李登辉、李苍降、林如堉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李登辉在党内的直接领导人叫吴克泰。更上一级的领导人叫徐懋德。与李登辉一起工作的还有刘照枝。随着蒋介石在中国大陆节节败退，筹划把台湾作为后退基地，加强了对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打压。国民党特务张清杉由于曾经在菲律宾当过车夫，蒙骗了刘照枝，打进了中国共产党台湾大学地下组织。刘照枝是陈炳基小学同学，也当过车夫。

1948年10月25日，国民党特务同时前往李熏山、陈炳基、林如堉、刘照枝家抓人。除了陈炳基逃脱之外，李熏山、林如堉、刘照枝被捕。此外，李苍降后来也被捕。林如堉、李苍降被国民党枪决。李熏山被关押多年，在1956年刑满获释。陈炳基则辗转前往中国大陆。唯一幸免于难的是李登辉。

李登辉为什么没有被列入国民党特务的追捕名单呢？陈炳基说，一是在1948年2月起，李登辉由于与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同志意见不合，已经不参加中共的活动；二是李熏山、林如堉、刘照枝在被捕之后，都没有供出李登辉。陈炳基还回忆了一个重要情节：他在受到特务追捕时，逃到了李登辉的淡水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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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国民党的白色恐怖非常严重，李登辉让陈炳基在他家阁楼里躲了一个多星期，逃避了国民党特务的追捕。正因为这样，陈炳基后来得以离开台湾，来到中国大陆。尽管李登辉有惊无险，但是台湾当时正处于蒋介石的政治高压政策之下，李登辉埋头于业务，借以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视线。1951年，在台湾大学担任助教的李登辉考取“中美基金会”的奖学金，前往美国爱荷华大学研究农业问题，并获得硕士学位。

回到台湾后，李登辉在台湾大学担任讲师，并兼任台湾省农林厅股长。他埋头于专业，从讲师到副教授、教授。1965年，已经42岁的李登辉教授，仍不满足于自己在专业上的成就，他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农业经济协会及康奈尔大学的联合奖学金，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68年，45岁的李登辉，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获得当年美国农业经济学会的最佳论文奖。

言必称蒋经国

李登辉回到台湾之后，引起了蒋经国的注意，使李登辉再度从专业走向政治———这一回不是加入中国共产党，而是加入中国国民党。那时候，蒋经国出任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力主台湾不能只是发展工业，而是应该“农工兼蓄”。蒋经国召见了这位有着教授、博士头衔的农业专家李登辉。

李登辉第一次被蒋经国召见时，只骑自行车前往，使得蒋经国对他的第一印象极好。在与蒋经国谈话时，李登辉从南北朝贾思勰，直到清朝的袁枚，一口气背了好几首有关植物的诗词、典故，表现出在中国文化方面的修养，使蒋经国非常喜欢。当然，当李登辉谈起农业问题，更是行家里手。这样，蒋经国多次找李登辉咨询农业问题。

每一回，李登辉总是拿出一大叠剪报、文件，上面有他阅读时所画的记号，他引用诸多数据加以分析，观点新颖，立论扎实，使蒋经国心悦诚服。再则，李登辉见蒋经国时，毕恭毕敬，总是只用半个屁股坐在椅子上，半倾着身子向蒋经国汇报，也给蒋经国一种谦虚、忠诚的感觉。

不久，李登辉加入国民党。1972年5月，正在新西兰出席农业会议的李登辉，突然接到电报，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院长，他被提名为“行政院”中的“政务委员”。从此，李登辉在台湾官运亨通，先后出任台北市市长，国民党中常委、台湾省主席等。

李登辉在台湾能够如此平步青云，全靠蒋经国大力栽培。那时候，蒋经国经常到李登辉家看望，且多次暗示李登辉：“要做大事的话，台湾省政府主席的职位是最合适的。”果真，在几年之后，蒋经国把李登辉送上了台湾省政府主席的宝座。

在台湾，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政治笑话：198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换届，蒋经国连任是毫无疑问的，只是副手人选尚未确定。当国民党中常委在讨论人选时，秘书长蒋彦士问蒋经国提名谁，正值蒋经国要上洗手间，答道：“你等会！”秘书长蒋彦士把蒋经国那“浙江官话”听成“李登辉”。当蒋经国从洗手间回来时，国民党中常委已经根据蒋经国的“提名”通过李登辉为副手候选人。

其实，蒋经国选中李登辉的原因，除了年轻、高学历（台湾那时候也注重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李登辉是“本省人”。1984年，在李登辉上任之后，蒋经国借接受美国杂志采访之机，公开声言：“蒋家人不接班。”当时，蒋经国之弟蒋纬国的接班呼声甚高，蒋经国此言一出，明确表示接班人是李登辉而非“蒋家人”。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病逝，李登辉“名正言顺”地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位置。然而，以宋美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元老派”，极力反对李登辉出任国民党中央主席。宋美龄属意于“行政院”院长俞国华。俞国华虽然不姓蒋，其实是“不姓蒋的蒋家人”。他原籍浙江奉化———蒋介石的老家。俞国华的父亲俞镇臣（俞作屏）是蒋介石少年时的同学，后到广东与蒋共事，死于1924年的东征之役。

这时，俞国华只有10岁，由蒋介石抚养，与蒋经国一起就读于奉化城里的“锦溪学堂”。后来，俞国华于1934年从清华大学政治系毕业，便担任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此后，俞国华作为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随同蒋介石经历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又陪同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

俞国华前往美国留学深造归来后，多年担任国民党政府高官，掌握经济大权。1984年，当李登辉被蒋经国提名为副手的同时，俞国华被蒋经国提名为“行政院”院长。蒋经国去世之后，李登辉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已成定局，但是宋美龄不愿让李登辉独揽党政大权，所以写了亲笔信给国民党中常委，力主俞国华出任国民党中央代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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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李登辉在国民党中常委中已经得到多数支持，而且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宋楚瑜在会上慷慨陈词，陈述中央主席非李登辉莫属的种种理由，最后声称：“我以一个党员的立场对俞国华同志今天这样的表现感到非常失望，现在我就退席！”言毕，宋楚瑜拿起桌上的文件包扬长而去，四座皆惊。国民党中常委会终于推选李登辉为国民党中央代主席，给了宋美龄以沉重的一击。

李登辉上台之后，继续执行蒋经国的“民主化”、“本土化”政策，实现蒋经国的遗愿。李登辉下气力振兴台湾经济，推行“建设六年计划”、“十二项建设计划”、“振兴国民经济方案”，努力要使台湾成为“亚太运营中心”。他在台湾经济建设上，特别是在发展台湾农业上，多有建树。

李登辉还发起“礼貌运动”、“排队运动”，提倡“音乐季”、“艺术季”、“体育季”，努力提高台湾民众文化素质。他本人是小提琴爱好者，网球高手，为民众树立榜样。李登辉早在蒋经国时代，就坚决反对“台独”。他获得蒋经国的信任，这一点也是原因之一。

他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在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明确地说：“中华民国的国策，就是只有一个中国的政策，而没有两个中国的政策。”“自己虽然是台湾人，但也是中国人。台湾无论在历史、文化及客观条件下，都没有独立的理由与可能。台湾的前途在大陆。”

李登辉还言必称蒋经国，声称自己是蒋氏父子政策的忠实继承者。应当说，李登辉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12年，尤其是前期，政绩是显著的。我向来主张对于人物不能以后来论当初，也不能以当初论后来。人是会变化的，不要肯定一切，也不要否定一切。我读到庄礼伟先生的一篇题为《透视蒋经国神话》的文章，十分赞同他对蒋经国与李登辉的客观、中肯的分析：

可以说，“蒋经国时代”是由半个蒋经国和半个李登辉共同完成的，即由蒋经国“执政”后期和李登辉“执政”前期共同构成。泛蓝阵营（引者注：指国民党以及从国民党中分离出来的亲民党、新党，又称“泛国民党阵线”，由于国民党的党旗是青天白日，蓝色成为国民党的“特征色”，所以也称“泛蓝阵营”；

）借谒陵（引者注：指2003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十五周年谒蒋经国陵）来否定“李登辉的十二年”（1988年至2000年），而推崇蒋经国的十三年（1975年至1988年），似乎没有看到蒋经国十三年前期的“蒋介石特色”，也似乎没有看到李登辉十二年前期的“蒋经国特色”，这是对历史事实的漠视。

虽然蒋经国在岛内外受人景仰，但我们不能忘记他紧跟其父蒋介石在台实行白色恐怖的种种行为；虽然李登辉已经是千夫所指的“台独”分子和“媚日”分子，但我们也应当对于他执政前期执行蒋经国政治转型路线所取得的成绩，从实事求是的角度，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

“别闹了，登辉先生”

随着李登辉权力的巩固和膨胀，变化多端的李登辉日渐背离蒋经国路线。李登辉利用矛盾，各个击破，施展手腕，逐一清除了蒋家重臣：“行政院”院长俞国华、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参谋总长”郝柏村。他让自己的亲信连战担任了“行政院”院长，让与自己“情同父子”的宋楚瑜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

眼看蒋家王朝不复存在，作为蒋家掌门人的宋美龄也无法在台湾待下去，终于离开台湾，飞往美国纽约当“寓公”。李登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既削弱了国民党“主流派”蒋家重臣的势力，又排斥了“非主流派”，逼得他们从国民党中分裂出去，在1993年8月10日成立新党。

接着，他看到宋楚瑜的势力扶摇直上，又借用“兴票案”打压宋楚瑜，使国民党四分五裂，终于在2000年3月的大选中败于民进党陈水扁之手———正是李登辉分裂国民党，造成得票甚高的宋楚瑜从国民党中退出来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使国民党选票大为分散，给民进党以可乘之机。

因为连战加上宋楚瑜的总票数，远远超过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人们讽刺说：“李登辉对于国民党的‘贡献’，就在于他使国民党分裂为三个党———国民党、亲民党和新党。”大选的失败，使国民党众多的党员看清了李登辉的真面目，不仅迫使李登辉辞去国民党中央主席之职，而且把李登辉开除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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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多端的李登辉另一变化，那就是从蒋经国时代坚决反“台独”，自称“我说了一百三十多次不搞台独”，却来了个急转弯，成了台湾“独派”的领袖。李登辉公然抛出“两国论”，他说：“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李登辉在2002年12月接受电视媒体访问时声称，“没有”九二共识！李登辉说，“九二共识”是怎么来的“也不知”，他在任内“从未听过”有这回事！2002年9月，李登辉在宴请台湾团结联盟“立法委员”时说道：“台湾要有‘脱古’的思考，要摆脱中国历史、文化的制约，与中国脱钩”，这样“台湾才能走自己的路”，否则“就有很大的危机”。

李登辉倡导“脱古”，就是要台湾摆脱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也就是“去中国化”。最令人惊讶的是，2002年9月，李登辉还竟然宣称：“钓鱼岛是日本领土”！此言一出，引来海峡两岸一片谴责之声。就连台联党也难以为“精神领袖”李登辉辩解，只好宣称李登辉“话说得太快了”！其实，这是李登辉强烈的“日本情结”的自然流露而已。

关于李登辉，台湾著名资深记者陆铿先生推出了新著《别闹了，登辉先生》一书，在台湾引起广泛注意。陆铿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他对台湾政坛的连战、宋楚瑜、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李远哲以及蒋经国的儿媳蒋方智怡等作了多方采访，揭示了李登辉的真面目。

《别闹了，登辉先生》一书写及台湾政要们与李登辉关系的转折：宋楚瑜：从“情同父子”到“反目成仇”；连战：昔相携，今相别；郝柏村：从“肝胆相照”到“肝胆俱裂”；李远哲：与李登辉的一场高能对撞；王作荣：愿做宝筏，渡李回头；戴国辉：信而见疑，忠而被谤；

然而，李登辉却依然在“闹”。李登辉还会“闹”出什么新名堂，尚不得而知！李登辉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在反蒋游_行队伍前扛大旗，却“闹”到背叛中国共产党的地步；李登辉从加入中国国民党，曾经在台湾地区领导人任期内作出相当不错的政绩，却“闹”到背叛中国国民党的地步；

在被国民党开除之后，李登辉又继续“闹”下去，“闹”到成为“台独”总代表，以至“闹”到成为卖国贼、汉奸的地步。难怪台湾不久前会有人对孙中山是不是国父提出质疑，追问“国父是谁”？不过，台湾朋友笑道：李登辉号称“台湾之父”，陈水扁自称“台湾之子”，倒是结成了一对异姓“父子”。其实，准确地说，李登辉不是“台湾之父”，而是“台独之父”！

自称“台湾之子”的陈水扁不久前在为李登辉新著《李登辉执政告白实录》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这么写道：“登辉先生与阿扁”，“无论对民主改革的宏观理念，或对国政经营的总体方略，本源一体，并无二致”。“从大选揭晓的那一刻起”，李即“特别多次与阿扁会晤，提示要项，传承经验，用心至诚，期待更深”。李扁情深，溢于纸上。

然而，在陈水扁弊案风潮爆发之后，李登辉又急于与陈水扁“切割”，而陈水扁也一再“揭发”李登辉国外洗钱，李扁反目，如同仇人。历史将会如何评价变化多端的李登辉，还有待于时间。不过，我在台湾的时候，从《联合报》上读到一份对于台湾民众对历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历史评价的民意调查，其中33%的民众认为李登辉对台湾社会的伤害最大，超过了蒋介石（14%）。也许，这份民意调查，正是反映了台湾民众对于李登辉晚年分裂国民党、台独、媚日这三大倒行逆施行为的反感。（by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