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理论的横空出世

lujunfei

湛若水经过在陈白沙书院的苦修，终于确立了“随处体认天理”的理论模型。当时，湛若水是这样解释自己的理论内容的：“吾之所谓随处六者，随心·随意·随身·随家·随国·随天下。”“夫自然者，天之理也。理出于自然，故曰自然也。在勿忘勿助之间，胸中流出，而沛乎宇宙，丝毫无人力。”
   
从湛若水认定的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随处体认天理的模型，是由两方面结合而成。首先是随处体，就是个人的主观意志道德的价值观以及所处的时间·地点·群体，年龄等因素是决定认天理的基础。其次是认天理，就是在个人的基础质素上，形成对自然界（包括了个人所处的社会）的认识结果。那么，“随处体”是个人发展的过程，“认天理”是个人运动的结果。这个“以人为本”的理论模型，不仅总结归纳了个人与人运动的规律和特点，而且启发了任何一个个人应该在运动的过程中，结合自己的基础，确立正确的人生目标。

从而否定了比较，否定了强求。就好比一个人在社会中仅是平民而已，何必要去考虑肩负自己的国家呢？倒不如实实在在地认真读书，修养自己，然后结婚生子。有机会适合的时候，才去努力博取功名利禄。但要紧记，这一切均是社会自然运动的结果。并不是个人可以超越社会所能实现的。
   
因此，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的社会道德观，就不仅仅是适应了儒家学派的读书人，而是涵盖了整个社会层面。同时，又要正确理解“仁·义·礼·智·信”的双面内容。即统治群体的杀戮，是维护了其群体的“仁·义·礼·智·信”的价值内容，同样，被统治者的造反，也是维护了被统治者群体“仁·义·礼·智·信”的内容。那样，就反映了只有是人的社会就不可能有一个恒定的社会道德价值观。

只有的是在道德价值观不变的表述上，赋予新的阐述内容。这样就有效地解开了明初洪武，永乐年间发生在政权上的是是非非。虽然表面看来朱元璋并不仁，立国以后杀掉了大部分追随他夺取江山的功臣。但是，通过整肃官僚，使明代统治更贴近人民，为未来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于人民以及朱姓天下而言就是仁。今天，中国领导层高举反腐旗帜，同样是有点类似历史的重演，但内容和方法已经因时间而产生了变化。
   
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的理论得到了陈白沙的高度评价。应该也是陈白沙终生探索的理论模型。但是，他并不能够阐述清楚，也只有是湛若水能够清楚。所以，陈白沙认为湛若水的理论：“此为参前倚衡之学也。江门衣钵属之子也。”足证白沙对若水的器重和赏识。在江门形成了自己理论以后，湛若水积极在同学之间进行探讨，并且以自己的理论去改变同学的思想认识观，把广州的儒家学者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湛若水理论形成之后的第三年，广东伦文叙高中状元。成了今天流传在广州的一段佳话。

“随处体认天理”的理论形成了以后，湛若水的解释主要是集中在关于文章的表现手法上，并没有从日常生活中去展开。这一点恰好印证了，当时的明代统治，对文字表述仍然是十分严格的监督。一旦出现文字的证据，是很容易招致灭门之祸。因而，湛若水也只能将“自然”之理，从文章的角度来陈述：“盖自然文章，生于自然之心胸，生于自然之学术。自然之学术，在于勿忘勿助之间，如日月之照，如云之行，如水之流，如天葩之发。红者自红，白者自白，形者自形，色者自色。孰安排是，孰作为是，是谓自然。”
   
这段解释大致表现的内容就是说：自然地含义就是源自个人的直接情绪，以及直接的知识基础，那么，直接的知识基础又是什么呢？就是存在于大量的阅读和背诵前人文章以后，随时自觉地流露出来的内容。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脱口秀。不须查证，引经据典，就能够直接道出。即如我们视觉内的太阳，白云，流水，鲜花那样。没有谁人去理解是哪个创造者，哪个是安排者。大家都能领悟，就是自然！
   
从湛若水的解释来看，这种自然观是一种十分超脱，高尚的自然观。如果融入到每个人的自在身体来理解时，相信大家都可以顿悟。每个人都拥有一双手，习惯了以后，我们在双手运动时，是不会排好一个程式意念去启动的。而是用了自己的潜在意识时，就有个不自觉的行。往往，这样的行动就只有失去了双手以后才会比较其中的差别。可是，在我们认识的教育过程中，我们的社会两千年都有一个比较的传输方式。

就好像关于“太阳”的词条解释上，《新华字典》是这样写的：“是银河系的恒星之一，是太阳系的中心天体”，实质就“有助”了，就增加了我们认识上的困惑。围绕这个词条解释，我们就必须用上一生的精力去理解银河·太阳系和宇宙等知识。然后，最终是不能得出对太阳的正确定义。而自然现实的人生教育就简单得多。白天，指着天上的太阳说：“这就是太阳”！大家的思想就有了一个太阳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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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曾有一句话：“自知者明”，反映正是这样特别的人的运动规律。就是每个人内在一旦认识了，就会构成思想中的阴阳。如果设定解释的表露是阳的部分；那么，必须还有一个不能解释的阴的部分。学习知识，我们仅是触到了阳的。能够化入到自觉地理解之中，才可能是自知。反之，就仅是一个标签，而不是个人的内容。
   

清代儒家学者执着于中国古文的考据学，就是以为从大量的文章中来互相印证，希望从中可以找到理解圣贤书的正确解释。到最后，让儒家学说送入了坟墓之中。促进了两学的大肆横行。这一教训，正是人性特点产生的不变影响，是十分值得我们深思的。
湛若水追求的自然，是要求每个人真正达到“勿忘勿助”。但仅是著文章而已，如何贯穿到个人的生命过程中，则未能找到更容易让人理解的具体表述。所以，陈白沙评论曰：“日用间随处体认天理，着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处也。”就十分精确指出了湛若水理论的得与失了。

理论的形成可以说是依赖个人，在某一特定的时间段中获得完成。可是，理论的实践，就必须是个人终此一生，有或者是后人在发展中加以运用和实践。这一人为的，或者是人类社会的运动特点。在《道德经》中已经是作了十分详尽的描述。特别是一个“无”字，已经刻画出了人在实践过程必然遭遇到的人生的奇迹！
   
湛若水虽然发布了自己的“随处体认天理”的理论，但他一生并没有对如何实践自己的理论展开过论述。所以，明后期的学者均以为，湛若水认为的“天理是一头脑”。是没有标准的说法，比不上王守仁的“良知是一头脑”更易让知识分子理解。湛若水一死，他的理论就随之被世人诋毁，最后是湮没在明陵的群山之中。仅剩下一块不显眼的墓碑。
   
事实上，湛若水深谙《道德经》中关于实践的启示，就是“为无为而无不为”。这句话在毛泽东的《实践论》中已经彰示过。实践的公式，毛泽东是这样表述的：实践---理论---再实践。相信，毛泽东并没有以《道德经》作为启示，而是通过自己的生存经验获得的概念。但是，在《道德经》中，已经是将“为”作为有目的的行动，然后到实践中去运动，就是“无为”。结束以后，提升理论，将行动结果再检验，从而形成新的有目的的行动，就是所谓的“无不为”。
   
湛若水的内在思维是已经理解了实践的意义。不是理论上自圆其说可以证明，而是在现实人生中是有一个预期的实践结果。邓小平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与“随处体认天理”的理论不期然地吻合。不过，应该肯定，两人所处的时代不同，但统治阶层的背景却是一样的。明嘉靖年间的“继统”和“承统”之争，恰似改革开放初期“姓社”和“姓资”之争一样。如果不搁置争论，致力实践，相信明朝就不会延续二百多年；今天中国的社会经济就不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然，湛若水的理论是形成在嘉靖登基之前。就为他在实践自己的理论上，完善自己的理论提供了更多的时间。从史实来看，湛若水理论形成是三十岁左右，如果按照一般人的做法，必然是会急于发表自己的理论主张，在古代就是游学。但是，湛若水并没留下游学的诗文。反而，更多的是和老师陈白沙相互酬唱。这一过程，已经是湛若水自觉实践“随处体认天理”理论的一段过程。湛若水深知，自己所处的环境，正是实践“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传统孝道。

当时，陈白沙已是七十多岁人了。所以，他既不游学，也不去参加京试，而是倍侍着老师在江门、增城、罗浮山修养。湛若水的行为，确实也深深感动了陈白沙。陈白沙在临终前立下的遗嘱是这样的：《赠江门钓台诗跋》，跋达摩西来，传衣为信，江门钓台亦病夫之衣钵也。兹以付民泽，将来有无穷之托，珍重！珍重！
      
释怀同时诗云：小坐江门不记年，蒲裀当膝几回穿。如今老去还分咐，不卖区区敞帚钱。皇王帝伯都归尽，雪月风花未了吟。莫道金针不传与，江门风月钓台深。从诗中可以看出，陈白沙对湛若水的器重之情。已经是超越自己的家人，以及当时在朝贵为大学士的学生梁储。湛若水也在这段时间中领略到了自己的理论，在实践中所具有的无法估量的价值。

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理论形成以后的发表，最先是获得陈白沙的肯定和支持。这样，就令到湛若水更加地尊敬和热爱自己的老师。这种情愫，一直缠绕在湛若水的心中挥之不去。此时，湛若水知道了“处体”的定位。不是单纯身体的位置问题，更重要的是思维和身体是否真正统一在某一时点，某一位置的问题。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知识分子积极探索的主题。事实上，在《论语》中，孔子已经阐述得很清楚。在《里仁篇》中，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译成今天的语言：孔子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规定要怎么干，也没有规定不要怎么干，只要怎样干合理适当，便怎么干”（见杨伯峻《论语译注》）。从这段语录中，我们已经很清楚，孔子是否定一切呆板的事情程式。肯定一切结果都会是不会有重复的过程。如果明代的社会完全地按照儒家规定的“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称”去运作的话，就只能加速统治阶层的灭亡。
   
一切没有变革的统治，就会成为失去活力的社会。而招致统治阶层的更替。中国历史上短命的皇朝同样是因为统治阶层缺少了果敢的作为，而令到朝代的快速更替。只有认识到这点，我们就可以理解唐初李世民策动的“玄武门事变”，实际上，就将唐代江山获得了一个发展的机会。今天，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时代里，一切“金融海啸”，令原来政治和经济分离的宗教资本社会现状，迅速地向资本宗教社会迈进。形成当今世界各个国家的政客都是拯救经济危机的英雄。这样变革，只有更进一步巩固了国家的权利，是国家相对人民而言管理的范畴更加广泛和深入。
   
那么，湛若水的“处体”概念，即如孔子思想中的自由概念。就是在没有标准的前提下，按照“处体”中个人思维和身体达到统一的理念。来设计、处理、完成需要完成的事。当然，理解“处体”还要严格遵守“勿忘勿助”的基本原则。“勿忘”就是正确认识自己在所处社会环境中的地位以及共同人的道德法则。反之，就有可能成为社会的罪人。“勿助”就是不要随意更改所处的共同道德观。反之，就可能引发“处体”环境混乱，形成自然天理人为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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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一认识，湛若水主动地抑止了自己“出人头地”的欲望，坚持用自己的身体服侍陈白沙直至生命体的终结。他是这样去想，这样去做。就如当初拜陈白沙为师时，陈白沙曾讥讽他，他奋然烧掉了进京赴试的“路引”（准考证）那样，也甘心情愿地推掉功名。但这样做的结果，印证了儒家“忠、孝、悌、义”的价值。不仅成了陈白沙的衣钵传人，也是唯一的，而且还传承了陈白沙的江门书院。直至今天，江门市召开研讨陈白沙理论时，必须延请湛若水的后人参加。按照传统习惯，今天江门市陈白沙书院遗址，应该是由湛若水的后人来管理的。
   
陈白沙晚年是十分感激湛若水的忠诚，通达以及善解人意的个性。在诗中，他提到：“如今老去还分咐，不卖区区敞帚钱。”这句话的背后，应该肯定湛若水是一直拒绝接受江门钓台的。他的角色仅是学生，非亲非故。但陈白沙就是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是我终生的事业问题。

弘治十三年二月（即公元1500年），陈白沙逝世，享年73岁。虽然，湛若水在内心中敬仰和挚爱陈白沙，可是，按照儒家的习例，只有父母故去，才有守制三年的传统，作为师生是没有这个规例的。因而，湛若水是可以完全自由地重新踏上进京赴试之路，以圆自己跻身贵族官僚的梦想。
   
湛若水并没有这样做。按照“随处体认天理”的模式，如果，他进京赴试，或是返回新塘家乡，就是错认了“天理”。从陈白沙临终前，将江门钓台作为衣钵付湛若水的细节来看；湛若水已经清楚，陈白沙交付江门钓台含着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肯定了湛若水的为人和“随处体认天理”的理论，就是自己的理论；二是付诸实产物业就已经当作是自己的儿子；三是寄托了要求湛若水能够在自己基础上发扬光大的期望。
   
陈白沙之于湛若水确实是一种暗合的机缘。陈白沙在二十岁时（明正统十二年）在乡试中，以第九名中举。之后屡次赴京考试，均以失败告终。后来，才师从吴与弼，并回江门办学。直至他的学生中进士以后，才被朝廷的儒学权威认同。五十六岁那年（明成化十九年）由广东府推荐，授予翰林检讨。他接受了授衔以后，马上以奉母终老为名，脱下官服，告归回乡。这段失败的经历，令陈白沙有更加切身的感情，体会湛若水的经历和遭遇，也更能认识到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的现实意义。
   
其实，人生的过程从来是没有一帆风顺的，也没有天生就只能按一种角色完成生命历程的。孔子在《论语》中，已经勾画出自己一生的经历。在这过程中，孔子“随处体”中，没有一项是可以满足得了他的“天理”的条件。所以，热心教育，终于成了中国历代社会的一位圣人。所以，陈白沙也期待湛若水能够战胜命运，出人投地。以成就陈白沙一代宗师的自认“天理”。
   
这一点，在湛若水心中引起强烈的震撼。湛若水在陈白沙的情感召唤下，更加浓烈地将儒家礼教铺放在自我的人生道路。他自觉地为陈白沙操办后事，并决定为他守制三年。于平常功名心重的人而言，这三年是十分之艰难度过的三年。王阳明曾经逃避包办的婚姻，回家筑庐参悟儒学理论。但很快因为领悟到不能“灭了自我的根性”，又回到京城，返到父母身边，继续自己作为“太子党”率性的生活。两相比较，足见湛若水已经是在日常生活间，不断实践自己“随处体认天理”的理论。
   
三年的老师守制，并不能够真正可以泯灭湛若水积极进取，获取功名的欲望。但作为湛若水十分清楚，如果我不进入到新的“体系”，就不可能再去探寻“新天理”。这个反正题，使他认识到虽然有欲念，但是不在其境，同样是可以将欲念消除。后来，传陈白沙的一首诗，正是道出了这样的情境，诗是这样的：“断除嗜欲念，永激天机障。身居万物中，心在万物上。”这首偈诗，我认为更多的成份是湛若水的创造。

因为，按“随处体认天理”的理论要求，欲望是不能绝的。关键是每个人的欲望是否有了一个社会的共同环境。如果存在，那就成了个人运动的“天理”，亦即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计划。陈白沙死后，湛若水坚持以丧父的礼仪，为自己的老师守制三年。在三年的时间里，他坚持继续完善自己“随处体认天理”的理论。
   
在湛若水的理论体系中，关键是“认”的标准和条件。在当时的理论中，举国上下，均是以明初朱元璋钦定的教科书作为标准。流传了百多年以后，实际上只有条文没有实际的意义。尤其是贵为皇帝的权利集一身者，根本上就不会以仁、义、礼、智等儒家的条款来约束自己。只是实施“只许州官放火，不可百姓点灯”的治国方略的具体条件之一而已。

所以，才涌现出吴与弼等在野儒家学者的反思热潮，他们积极寻求更为完善的说法，来促进儒家学说的新生。但吴与弼过份的孤傲，得罪了在朝的专家，所以，并没有产生良好的效果。陈白沙从吴与弼老师的经验中汲取教训。在创办了江门书院以后，并不绝迹在朝。而是经常到北京、南京论学从而赢得了“一代真儒”的美誉。同时，他又知进而退，决不出仕。令到在朝的儒家学者在相互的争宠斗争中，更加钦敬陈白沙归隐的风范，以及能够自我知足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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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的智慧，如果是坚持以结果为标准去分析的话。往往是很难把握到实质形成结果的过程。就儒家所倡导的《廿四孝的故事》。精神上可以作为一种概念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但假如是原版复制一次的话，就没有了实质性的意义。反而，因为时代的不同，成为一种笑话。所以，湛若水强调“随处体”就是要求人以及人的社会，必须建立起与时俱进的不变思想。这样，才有可能将儒家思想发扬光大，推上新时代同步向前。
   
但是怎样“体认”有十分原则地呈现在人的面前。明初期，可以以宋儒理论为标准。当时，朱元璋等农民起义军高举的旗号是“反元复汉”，一旦夺回了江山以后，理所当然是必须遵循宋代汉人江山的治理模式。这样，才能够得到占大多数的汉民所支持。但如果不进一步去发展儒家理论，在皇宫演绎的一幕幕争权斗争的血腥悲剧影响下，就会在今后的发展中被历史所淘汰。
   
陈白沙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回到广东办书院的同时，将中国佛教六祖思想融汇到了儒家理论中。这一思想只可实践，不可言传。湛若水在没有言传的条件下，形成了属于儒家学派的新理。“认”的过程，必须是在广阔的社会实践中去寻找和把握。实际上就是实现“认”的全过程。而至于“天理”（即结果），就应因人而异地去判断。
   
孔子在《论语》中，曾经是这样认识自己的再生的过程。他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见《述而篇》）。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当人为自己的“认”感到困难，就应借助《易》的理论。这样，就不会犯错。确实，在《易经》中，虽然现代人在读用上觉得玄妙，可是，通篇文字均是建筑在危机感的基础上。如果每一个人在行事前，都能有强烈的危机意识，相信就能够在过程中消除和化解许多的不利因素，让结果为人的社会理解和接受。
   
湛若水守制的三年，实际上就是大量研究《易经》。并且从中获得卜筮的手段。也就成为了他“随处体认天理”的理论实践准则。所以，他认为“天理就是一头脑”，所表述的不是一般的“头脑”，而且充满智慧，能够适时自觉调整行动过程的思想指导。
   
在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他守制期满了以后，恰好是38岁，写下一首七律《新春试笔》。全诗充满着中国传统卜算的理论色彩。其中“三元甲子周天日，一十六回弘治春。”就是表述了这年是六十花甲周流的新开始。所以，他十分自豪地告诉人们：“天上经纶知有自，人间竿木小随身。”足证，湛若水此时认知能力已经是达到了一个十分高的水平。湛若水守制三年之后，正是弘治十六年春。他相信三年的过程，陈白沙唯一嫡传弟子的身份，已经是被世人所知晓。
   
这时，在北京的官僚中，以陈献章的学生梁储为代表，已经控制了京城权利的五分之一。虽然，仍然不及湖南杨廷秀的力量强大，但是，孝宗帝对梁储的相信程度逐步提高。特别两宫太后、皇后，都相信梁储是可以帮助孝宗及其后代做好皇帝的事业。同时，在南京的太学士中，陈献章原来的同学，也从学生走进了讲坛，成为当时政治理论研究和阐释的骨干，开始从理念上对朝廷的争执产生影响。
   
这里，要解释一下的是在明朝发展，皇帝权在朱元璋开始就有一个不成文的内部民主制度，即在议事上，如果理由不充分，即使是皇帝的意见，都可以被否决。所以，建国以后，朱元璋在这个朝廷议事制度中尝尽了苦头。当时，朱元璋碰到的是两个困境：一是徐达、常遇春等立过赫赫战功的武将；二是刘伯温、张度等才高八斗的儒家学者。所以，朱元璋立国之后，拟计划以文制武，以达到自己一人说了算的天下。

怎知道，儒家学派中僵硬的教条反而又成了自己的约束。他钦定的《大诰》一书，就是张度草拟给他批下来给全国执行的。怎知道依律惩治的贪官，恰恰是自己感情上最亲近的人。因而，朱元璋在洪武年间，干脆将张度腰斩。张度死的当天，御史搜查张度住宅时，发现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朝中文派一片哗然。朱元璋不得不故作姿态，拍胸后悔。
   
朱元璋二儿子之所以能够从自己的侄子中获得皇帝的权力，正是受益于朱元璋滥杀功臣和文豪。所以，朱元璋选择的新官僚来辅助皇孙继位。自然是失去了原来开国功臣的力量。不管怎样说，开国功臣是死了，但仅株连的是九族（家属）而已。但还有同学和战友继续存在。他们出于个人感情或是个人目标，都希望他们可以得到平反。这样一来算是对同学战友的感恩回报；二来是在真空皇帝周围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所以，朱棣夺权，将南京城移到燕京，确实是儒家所认为的大逆不道的结果。但是，在权力层中却是有了扎实的基础。很快，朱棣就领导明朝进入了永乐时期。当然，南京的保留，实际上朱棣仍然需要父亲的《大诰》来制衡统治内部，稍有差池，可以依律斩首，并且株九族。那么，南京就成了平衡北京内部斗争的重要砝码。

虽然，表面看是作为虚拟朝廷，但实际上，皇帝在议事中，先行秘密咨询南京的守官。然后，让朝廷各自发表意见后，再进行评判，合符要求的就可以提拔，不合符要求的就马上斩首，并株连九族。所以，在明朝为官确实是人人自危。所以，专家的意见是左右官僚命运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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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若水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未深入了解过，为了自己“随处体认天理”的出世，他就必须亲自涉足官场，以实际的行为结果向世人彰显自己的理论成果。更重要的是不要辜负了陈献章老师的期望以及陈献章原来铺好的关系。为此，湛若水在江门钓台向外宣布：他准备应试了。虽然他当年在老师面前烧了自己的准考证，决意不考了。但今天是为了已经发白的母亲呀，如果我不去考，她就会终身的抱憾。这个正反的理论，恰恰是湛若水自知处境，必须找到一个认知的理由，即能够说服处境中的所有人的理由，才可谓“认天理”的结果。
   
这一理由，既为向前树起旗号，又为失败铺垫好后路。很明显，如果成功，是老母亲督促的，也是老师教育有方的结果；如果失败，则证明自己确实无意功名，仅是为了满足母亲的希望而已。然后再回江门打理老师交给的书院。所以，在《新春试笔》的末句：“强颜欲索慈颜笑，毛义终惭捧檄频。”是十分值得玩味的。
湛若水为老师守制期满之后，内在的“平天下”出世思想仍然在他的心里涌动，也迫使他在两种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作出选择。
   
一是老师陈白沙的嘱托。按照陈公甫的认知结果：湛若水是不可能为官的。在中国历史的官场上，需要的不是纯正的理想主义者，必须是“内方外圆”的双重性格的人。从面试湛若水的结果来看，湛若水所烧毁的不仅仅是进京赴试的“路引”（即准考证），而是反映了陈白沙对湛若水的看法。

当时，湛若水从京城回来，确实是充满了怨气，赴京落第之后，跑到江西南昌谒见庄定山，以备来年一展身心，然后，衣锦还乡。这一深层次的思维运动，正是陈公甫对湛若水为人的认识结果。所以，那次面试，陈白沙就十分直接地告诉湛若水：“此学非全放下，终难凑泊.”就是说，你如果不能放下功名利禄之心，你是永远都不可能出人投地，成为一位名人。
   
这一要点，是类似佛学的理论。释氏在《金刚经》中，就将色与空的关系阐释得十分清楚。特别是释氏自述自己成佛的历程时，最后第八十一劫难竟然是作为王子被父亲误认为调戏后宫而送去受死刑。在临死的一刻，释迦牟尼并没有惊恐和怨恨，而是意识到了假如自己成佛第一个要超度就是处他死刑的父王。这样，释迦牟尼就得以解脱，成就为真正的佛。
   
人的智慧最高极点是要超越视域给自己的局限。广东佛祖慧能就是能够思维上体会到了“心本无一物，何故惹尘埃”的境界。陈献章也是这样要求湛若水的，当然，湛若水在面试的那一瞬间，也表现的十分果断，当即将“路引”烧毁。这一点征服了陈白沙。所以，陈白沙临终前也有内疚。毕竟，湛若水的家庭是十分破落的。如果不能功成名就就会在外家永远受人白眼而郁郁终此一生。故而，陈白沙将书院交予湛若水打理，也不枉师生关系一场。
   
另外的一条路，就是湛若水自小已经建筑起来的好胜心，即必须在社会挣得一席耀眼之地才可以报复欺凌过他的家乡人。老师死后，他虽然是守制，但是念念不忘中原逐鹿的决心和雄心。如果淡泊名利，守着陈白沙先生的物业，也可以十分幸福地过完一生，但内心的挣扎却是始终不能平息。人思维的焦点，应该是不到黄河心不死。既然有人做到了，我也一定能做到。今天，人类世界的运动会，正是人的思维焦点展示的一种表现形式。
   
当然，已经四十岁的湛若水心智、学识变得成熟。虽然内心有极强的当官欲望，但也表现出是已经淡化。所以，重新赴京时，高举的旗号：是为了尽孝而赴试。这样就将为老师守制三年的结果又演化成一个新的过程。但赴试，并不是为老师的嘱托，而是为母亲的要求。当时，他母亲还健在，这一说法，就有了全理的事实基础。
   
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的理论实践开始初露头角。事实上，在明代考场上，谁胜谁负永远是一个不确定的变数。湛若水举孝旗为号，就有了一个回旋的余地。即是如果失败，就可以说自己根本无意功名，仅是为了满足母亲的劝告和要求；如果成功，就是反映了陈白沙教育有方。这样，自己的身体可以超然于物外。即不会成为自己理论的失败。

这样，就将“处体”的哲学辨证关系化解到现实生活中，就如六祖慧能的智慧一样：“不是旗动，不是风动，是心动。”作为“随”的主体掩盖在旗和风的物外的话，有谁能够知心在动呢。这样，就争取到了成功的机会！湛若水以孝道为旗号，终于踏上了赴京的路途。不过，湛若水由于当年为了拜在陈献章门下，已经是烧了当时中举后赴考进士的“路引”。严格来说，是对朝廷的不敬，即有大逆不道的行为，是完全可以被取消考试资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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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时过境迁，人事面目全非，而有人重翻旧事，湛若水仍然是难辞其咎的。后人在评价湛若水为“湛龟公”的时候，多少是受到这个存在的过程所影响。“随处体认天理”的理论，所要捕抓的环境因素，并不是孤立和单一的，必须如《易经》所标识的方法论结合在一起，从360个角度，阴阳对应在180个位置上去综合考虑结果的构成。当然，在人的社会里，人与人因为熟悉和记忆的关系，确实是可以省略了大部分潜在的因素，即处于阴系列的动力，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了阴动力因素的存在。
   
举例言之，时下关于年轻市长周森锋的形象构成，已经不是个人努力的结果，而是时代赋予的一种机遇，才会催谷他成就今天的结果。以他的年龄和资历，我们可以肯定一条，他不会是买官卖官的对象，至于今后的结果，就只能看他的能力和水平。所以，湛若水的复考必须严密洞察“处体”即我与环境的微妙变化运动。这样，才能不致陷入误“认天理”的陷阱。因而，湛若水选择了曲线晋京的办法。

这一点，应该受益于增城宋代名相崔与之的影响。至今，崔与之能够成进士同样是一个谜。在宋以下，中国社会的科举制度中，一般的人民中进士，必须自我演绎秀才（县级），举人（省级），进士（中央级）三部曲。只有贵族士大夫的后代除外。崔与之作为增城草民，自己北上杭州，进入太学校（即京师贵族学校）读书之后，一举成为进士，说明了太学的价值，至今，在增城的《志书》上依然记录着：崔与之是广东人由太学中进士的第一人。
   
湛若水也带着陈白沙的影响力，来到了南京国子监接受培训。南京国子监是陈白沙人生转折的地方。陈白沙赴京落第之后，就转入国子监培训。在学习的过程中，接触到关于明皇朝高层内部的运作之后，令陈白沙对官方儒学理论的贫弱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转而投入到在野的儒学大师吴与弼的门下，成为一代“真儒”。后来，国子监通过广东巡抚举荐陈白沙到国子监任教职。陈白沙上任后不久，以养母为由挂教归田。由此，陈白沙在南京国子监的影响已是无人可以企及的。
   
为此，湛若水作为陈献章的衣钵传人，一入南京国子监自然就受到热情的欢迎和关顾。同时，更重要的是，湛若水可以一步到位，接触到当时权威的教授和校长。可以宣扬既是陈白沙的，又是自己的“随处体认天理”的理论，为他以后的成就铺筑了一条金光大道。
   
湛若水一入南京国子监之后，马上和章懋讨论《粹面盎背论》。这是关于形式和本质的关系问题。在当时是十分权威的。但章懋执着了两者的统一，所以，不能破解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具体难题。而湛若水的理论是讲究形式和本质的并行。这样就以普遍和个别的关系，完善了章懋的思想，章懋十分高兴，全力资助湛若水留在南京培训。湛若水实际上就有了一个稳定的“处体”（即环境）。

湛若水在南京国子监进修，通过与章懋的交往，立稳了脚跟之后，并没有单纯就理论的问题继续深化研究。而是以自己的实践来验证自己的理论。这一点思想的定位，正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最富特色的一部分，就是今天我们经常说的：“学以致用”的真正内涵。综观东西方的哲学发展过程，走的其实是同样的发展路径。西方哲学在文艺复兴时期，引发唯物和唯心的理论争端之后，作为唯物主义者，一方面是从理论上对唯心主义进行评价和批判；

另一方面是在实用的角度上，来验证唯物唯心两者谁是真理。今天西方高科技的迅速发展，不能仅是归功于唯物主义理论的影响作用，其实唯心主义理论同样是产生初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简单的例子，就是现代人进入太空的结果，是不能缺失了《圣经》故事关于天堂的存在，构建起来的“上天堂”的具体观念。只有这一观念的推动，科学家们才会团结一致，汇聚智慧和研究成果，实现了走出地球的理想。当然，事实证明了唯物主义的正确性。但如果失去了唯心主义预设的目标，同样，人类是不会相信宇宙与天堂是一个统一的命题。
   
中国传统哲学在战国时期产生了庄子和孔子两大派系。但实质上他们是统一在老子理论下的论证过程。老子《道德经》根本不预设人以外的物质运动结果。而是主张人与自然的运动过程中，肯定是全生成新的运动结果。那么，庄子是从理论上进行多角度、多方位的阐释，试图从理论上启发人们在实践人生过程中，掌握“无为”的武器。孔子则不然，儒家主张的是实践，人生运动就是个人与社会、自然的运动，能够参予其中就是“无为”。所以孔子没有太多的著述，只有一部《论语》还是后人编纂后的书籍。还有的就是对《易经》的解释。两者实质都围绕着人生的问题进行的教育和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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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的理论实际上是对儒家学说在实践的方法论上作了一次创新。当宋儒将自然归入人的认识所决定时，湛若水所要肯定的恰是人与自然并不是谁决定谁的关系，而是共同的统一的结果之中，只有的区别，是各自所处的角度、角色所生成的认识差异。所以，“处体”和“天理”是一组统一的整体中的两个方面。只是实践者“如何随”，“怎样认”的差异。
   
南京国子监作为明学术理论的最高学府，一方面既是培育国家的栋梁；另一方面又是皇族自身提高素质的学校。所以，能够进入国子监的学子，一般是不愁吃穿的。只要认识了分封的藩王子弟，大家相处得好，也可以进入藩王府，倍侍藩王开心聊天喝酒。如果好运，藩王升格皇帝的话，还可以成为当朝的红人。所以，国子监的地位确实是不容忽视的。
   
湛若水在其中一直谨慎小心，但他内在果敢外在的善辩，又令他的理论逐步为统治阶层和圈中人所认同。具备了这个环境背景基础以后，湛若水就对自己进行重新审视。按照当时他的学术水平，已经掌握了《易经》的预测方法。他根据自己的八字给自己改名，但这次改名的水平决定湛若水今后的发展历程。

姓名，按照今天的说法，只不过是一个人在社会中相互区别的一个符号而已。可是，在中国传统哲学理论中，姓名是人的时间运动的一项重要环节。决定人在个体运动中生成结果不同的参数之一。俗语说：不怕生错命，最怕改坏名。在中国传统理论中，姓名学已经是与风水学等并排的一门学科。姓名的设定一般是与生辰八字，时代特征以及长辈的喜好和希望密切相关。所以，几千年的中国社会，没有文化的父母都会花点钱请专职的卜筮师为自己的儿女起名，以祈求他们能够光宗耀祖，一生平安。
   
中国人的姓和名是分开的双重特点的独立内涵。其中姓是代表了天，即是宗族、支派和脉落延续的一种标识，来自于前辈的赐予，是不容更变的。可是，在中国的百家姓中，每个姓氏都会有自己一段辉煌的历史，从而激励后人在生存运动中确立自己的目标。如李姓氏，自然会让人联想到唐朝李家天下。那么，姓李的人都会自豪地认为自己身上正流着皇帝的血统的基因，只是轮转着的时间令到唐朝轮换去了。

但今天的轮候始终会有一天是会重上历史的大舞台。刘伯温在他的《烧饼歌》中曾写到：“李花结子天逢春。”预言了李氏是有机会再引领中国的发展。姓氏的不可变是中国由来已久的传统，但名是指个人，指地，就必须与生下来的时间环境相匹配。所以，中国的民间大师帮小孩起名的主要参数，就是个人的生辰八字。在观察四柱流变中，套入五行的生克，从而在字形音义上弥补所缺的部分。这样，使个人在今后人生的发展中经常保持五行周流的平衡。
   
姓名学的存在正是《道德经》中“有”与“无”概念的具体阐释和流变演绎的反映。一般上，有智慧，立大志的人都会按自己的喜好增加字和号之类的名堂，以标识自己理想和人生价值的取向。因此，也就成就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习惯。湛若水自小已经对名字的讲究及运行原理十分有兴趣。他寄居到娘家时，实际上就十分反感父亲为他起的名。当时他父亲给了他一个“露”字。虽然，露字显得卑微，但是反映了他父亲豪气直爽的作风。

他父亲就是因为敢于暴露自己的个性与同村的人发生争执，才被送入到官府。出狱后，郁闷而终。惨痛的事实令湛若水印象深刻。但是，湛若水小时候也是具有十分倔强的精神，经常和同学发生争执。由于家庭背景不好，往往被小同学结伙追打。这才让湛母陈氏下决心领回娘家和表兄弟一同入学读书，也落得有个照应。所以，湛若水给自己起了一个字：民泽。即希望其他人能够帮助自己度过难关。
   
在广东中举之后，湛若水回乡已是今非昔比，就决定自己为自己改名为“雨”。湛雨，是意味大雨，反映出湛若水浮躁的心态。希望进京高中之后，如大雨一样，将自己的屈辱全部洗刷一次。可惜，最后是与失败告终。
   
在南京国子监的学习中，湛若水领悟到了“随处体认天理”的主体，不仅是环境以及社会道德观念，而且是一个独立的我。只有“我”存在，才会有对环境的把握，再升华到观念的建构。原来，湛雨的姓名正好是与朱家天下明朝相冲。朱姓属火，湛姓属水，天冲地克，又怎能够成为皇帝旗下的一员大将呢。可是，湛若水从更深的角度认识到：天地生成是以水为开始。

《黄帝内经》中说过：“太一生水”。那么，明朝的火其实也是源自水。因此，湛若水在弘治十八年（1505年）春，正式定自己的名字为：姓湛，名若水，字元明，谦称为子。湛若水第二次改名，已经反映了他在陈献章的教育下，知识水平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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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名字学上，中国有许多专著论述，并且提供了许多的方法。可是，如果我们以本本上来改动自己的名字，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成功的。关键的因素，是作为知识分子表述反映的是当时的现实，用于不同的时间，肯定是会产生误差。用于不同的个人，也会有所区别。这一点是人类发展过程中获得的经验印证。
   
可是，反过来，如果没有前人的知识，人类的发展就只能在一个小范围中徘徊。每一代人均是开始的话，人类就只能是地球上的动物，而不是与天、地并行的庞然大物。人的概念实质就是知识的承传才有了属于人的天地（即虚与无）的并行，就形成了与宇宙星球同位的另类星球系列。问题是在运动的过程中，知识的承传必须是能够结合到每一时段的现实中，才有可能发扬光大。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就必须在每一代人的人群中，产生可以阐释，结合前人知识的个人。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的理论，正是将经验与现实有机结合的一种方法和途径：就是要求人们要有科学发展的思想基础，才能让儒家思想继续散出光辉。
   
湛若水第一次改名，是中了广东举人之后。当时他感到的是父亲对他的期望太浅显。“露”仅是清晨散在叶上的一点水份，太阳一出，雨露就被蒸发掉。既然今天能够中举，说明已经为中进士铺好了道路，完全是可以光宗耀祖，荣归故里。加之当时二十多岁，属于年少气盛时期，所以，就给自己改名为“雨”，加字“民泽”。如果一旦为官，自己就可以如大雨一般润泽人民。但他忽略了，湛雨的名字与朱氏明朝天下相冲克。很明显在自然界中，形成大雨就不可能有青天，换言之天地就不能明。无形中违背所处环境的自然要求，很快就受到了落第的惩罚。
   
湛若水的第二次改名，已经掌握更广泛的知识作为基础。特别是《道德经》的领悟，让他进入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高殿堂，开阔了自己的思路，他总结了青年时期的失败教训之后，又从《道德经》中找到了自己姓氏的最好注释。《道德经》文中有一句话：“湛兮，似或存。”那么这个解释破分出了湛字是形似与形存的结合体。举例就是在水透明的时候，有水的物质，又有空间的状态。

两个结合的解释，使湛若水又从经文中找到了一句：“尚善若水”。这句是告诉人们，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的交往最高境界是如水一样，根本找不到水分子结合的一丝隙缝。人类要实现这一目标，不是身体可以做到。只能是思维才能实现。那么，若水并不是指水，而是与人的思想取向。这样，湛与若水结合的名姓就有了更深远的意义。然后，改字为元明。天地的形成源自“天一生水”。这样，湛姓在明朝中就有了一个全新意义的解释。既是“明”火之源，又是“阴”火的辅助。
   
这一番的改动马上产生了效应。在改姓、名、字的那一年，湛若水赴京考试，果然奇迹出现。当时，湛若水已是年龄四十了。相信算是当时举子中年龄较大的一人。但凭着深厚知识底蕴，湛若水一举在廷试中高中二甲三名进士。同科的第一名就是后来的权臣严嵩。朝廷授湛若水为翰林庶吉士，开始了他生命中的仕途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