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增城市新塘镇大敦村6.11暴乱事件本质：社会底层对资本+权势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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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增城市新塘镇大敦村6.11暴乱事件中，以权力垄断为主因，地方政府和非正规基层权势同资本的勾结对外来人口的管制、歧视和剥夺也十分明显。在各种制度安排上，本地人绝对优先，而将外地人视作二等公民。从暂住证到居住证，流动人口一直被基层政府认为是不稳定因素，是被严格管控的对象（如前一段时间发生在深圳的清理8万所谓“高危人员”的外来人口）；

利益交织的本地人充塞主持公道的政府部门，让外地人难以信任；外来人口还是各种名目强行乱收费的对象——臭名昭著的“大墩牌”、珠三角风行的“治安联防费”等。在大敦村，40多名治保队员管辖着8万多名外来商贩和外来工，管理手段就是罚款或者打人，被人称作“有牌烂仔”。对于治安队的产生，地方政府解释是因为地方警力不足，治安需要。然而，有知情人指出，一些地方治安队一年的治安联防费可达上千万。而警察则不能收费——这才是治安队大行其道的秘密。这样一来，基层治安成为一条从外地籍人口身上榨取血汗钱的产业，而地方政府对此不闻不问。

增城事件后，增城市政府将其定性为“这是一起个别群众与治保人员纠纷引发的聚众滋事事件”。潮州事件后，劳资矛盾得到一定的重视。潮州市委书记骆文智表示：“这是一部分企业管理者缺乏责任意识、忽视人文关怀、激化劳资矛盾的反映。”不难看出，在两起事件中，地方政府都极力撇清自身在事件中的干系——前一起是企业不守法，后一起则直接归咎为人与人的纠纷。两个事件中都有民众受谣言蛊惑，导致基层政府成为攻击对象。

增城政府对事件的定性，反映出不少地方政府在面对类似事件时惯用的一套逻辑。这种忽视事件所处环境的孤立表述，使事件的发生缺乏前因后果。为什么一件简单的冲突，能够引发上万人的群体性事件？以往的“瓮安事件”、“孟连事件”之类的群体性事件证明，每一次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其背后都有长期积压的民怨。相比较而言，潮州地方政府对事件的认识上相对清晰，但是，潮州政府将原因单纯归结到工厂范围内的劳资冲突，在事后开展企业用工和劳动工资大检查行动，整治企业不规范用工行为，建立健全争议调解机制，加强劳动监察体系建设等举措。问题在于，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只可能让劳资关系更合法，却没有消除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不平等。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底层翻身越来越难，也是群体性事件大规模爆发的另一个潜在根源。一个例子是，研究表明，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所以有“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的说法。对于已经在外打拼的“农民工”来说，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虽然现行教育充满弊端，但它却是最重要的翻身途径。而优质资源向城镇学校、向重点和名牌大学过度集中，高额的学费和户籍限制等迫使更多的农村学生无法接受好的教育，其中很大一部分早早流入劳动力市场，成为“民工二代”或者“民工三代”，陷入沦为底层的漩涡。生活没有变好的希望，让他们如何珍惜眼前的社会？

尽管这两次事件中外来工人群体打砸烧行为纯粹属于泄愤，但是本质上是对不公平的反抗。潮州冲突发生后，大批外地人离开古巷镇，不少工厂停工，本地人和四川籍外地人的互相敌视。与其指责冲突双方的非理性行为，不如正视前述资本+权势对外地人的剥夺、压制和歧视，探讨如何建设更加公平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