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助孙中山找到了成功的门槛？

郑重

10月9日，中央举行大会，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再次引起了对孙中山的历史定位评价的争论。毛泽东主席拟写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就已经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评价：“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年之际，肯定孙中山的历史功绩，既实事求是，也符合中共一贯的政治态度。

    任何事件，我们都要放在历史的背景上去衡量它的历史价值，同时也从现实需要和着眼未来地凝聚共同的积极元素。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反帝、反封建为口号的民主革命运动，这与历史上追求王朝更替的起义、造反，有着划时代的区别。即便之前康有为等人推行的君主立宪改良运动，也在开启民权意识方面，起到了启蒙作用，同样具有历史进步性。

    辛亥革命爆发的社会背景，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由于封建统治者的腐朽无能，国土沦丧、山河破碎、民不聊生；西方列强、沙俄日倭对中国予取予夺，清庭实际已沦为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实行殖民统治的专政工具。腐朽的封建官僚体系，彻底抛弃道德廉耻，卖官鬻爵、麻木不仁，对外奴颜婢膝，对内横征暴敛；在内外联手血腥镇压与残酷剥削下，国民从反抗、到麻木，再到全面崇洋媚外，民族文化与道德观念受到极度摧残。中华民族面临被帝国主义彻底瓜分、奴役、灭亡的危险。

    脱离这一历史背景评说历史的人，总是荒腔走板。譬如，对为推翻腐朽清庭揭竿而起的太平天国运动，对反抗列强侵略的义和团运动，极尽丑化、污蔑之能，却从不提及当时中国遭受列强侵略、民生凋敝的社会背景，从不提及清庭与列强联手镇压农民运动的反动本质。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缺的是科学的理论指导，缺的是号令天下的政治纲领，但他们敢于推翻腐朽统治、反抗外侮的斗争精神，同样有值得肯定的一面。

    在此起彼伏的民间反抗运动一一遭到腐朽统治阶级与外来侵略者联手镇压之后，绝大多数人从失望走到了绝望，在精神鸦片与物质鸦片的双重桎梏下，自甘堕落为劣等民族、下等愚民，崇洋媚外、卑弓屈膝。整个民族如坠入乌云的落日，愁云惨淡、墓气沉沉。

    在这一时期，封建统治集团中极少数的开明官僚，也做了一些师夷之长的尝试；如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李鸿章，选士留学、开矿纺纱、造船买舰，然在殖民统治与封建压迫下，不可能成为广泛开启民智、全面提兴经济的运动，封建官僚趁机巧立名目，搜括民脂民膏，中饱私囊，甚至于封建最高统治者挪用了北洋舰队的三年经费，为自己做起了大寿。甲午战败，中华民族更是奄奄一息。

    辛亥革命翻开了新的历史的一页，它的最大价值与贡献，是从思想上彻底否定了封建君权权威，确立了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目标。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在这一运动中，孙中山无疑是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旗手。它的旗手地位，是在推翻封建统治的疾声呐喊中形成的，是在传播民主共和理念的奔走中凝聚起来的；他的声音、他的身影，渐渐为海外华人、国内志士所了解、所熟悉、所认可。因此，孙中山在中国近代旧民主民主革命运动中，是一种理念和观念的象征；因为他，使茫然四顾、救国无门的无数志士聚到了一起，掀起了推翻帝制、打倒列强、统一中国、振兴中华的革命运动。

    但是，孙中山在早期革命运动中，由于社会背景与理论认识的局限性，依然、或者说不得不依赖于封建官僚、地方军阀的力量，希望通过实际仍然代表封建剥削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共和革命，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舒展、民生幸福的革命理想，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因此，不彻底荡涤旧有统治阶级在革命力量中的领导权力和地位，也就不可能建立崭新的社会制度；袁世凯复辟、段祺瑞卖国、陈炯明叛变，都是历史的必然。换汤不换药的革命结果，推翻了一个大皇帝，形成了无数个土皇帝，帝国主义与地方军阀相互勾结，不仅没有摆脱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而且催生了官僚资本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国家一盘散沙、民生更为窘迫。

    真正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不是孙中山的资产阶级共和革命理论，而是共产国际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认识这一点，并与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近代历史背景相联系，对正确把握中国近代革命的脉落与结果尤为重要。

    孙中山将第一次共和革命的果实，送给了兵强马壮的袁世凯，想借助袁世凯手中的兵马稳固革命成果；但是，他失算了。全国护法讨袁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军阀之间相互争战，“共和”空剩一张画皮。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青年学生为骨干的新文化革命运动，引起了全国各大城市学生、工人的积极响应，这场运动提出的科学、民主、自由的革命口号，从文化意识上唤醒了一大批国人，走出了封建腐朽文化的桎梏，全新的社会理念、革命观念被介绍到中国，广泛传播，引领社会各阶层的有识之士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但是，这样的背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共和革命依然遭到了一次次失败，即便其要求全体党员对其一人宣誓效忠、亲任大总统，都没有改变一盘散沙、叛乱迭起的境况。

    “十月革命”的成功，给处于迷惘之中的孙中山送来了全新的理论视角。他终于认识到，没有一个具有坚定革命信仰的有纪律的政党，没有全体国民的觉醒与参与、没有一支自己的军队，依靠旧官僚、旧军阀，是不可能成功的。而共产国际也注意到孙中山领导中国的革命运动，并固执地认为，中国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必须支持孙中山取得资产阶级的共和革命的成功，然后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共产国际抛弃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孙中山及其国民党。直到此时，孙中山才形成了他的新“三民主义”，明确了实现“三民主义”，就必须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

    但——推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思想启蒙者、行动先驱者，在真正找到革命成功的道路，完成了自我完整觉醒之时，孙中山却至此走完了革命的一生。

    在一些人眼里，对共产主义极端鄙夷与仇视，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推崇备至，恰是一个历史性的讽刺。实际上，没有共产国际指导和帮助孙中山完成国民党重组与体制建设，国民党连自身都一盘散沙；没有共产国际从武器和经费等方面支持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国民党武装起义只能一个接着一个地培养出地方军阀；没有共产党人的理念、加入与呼号，就不可能把工农力量引入革命洪流，形成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

    相反，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近代中国做了什么？侵略中国，割占中国领土、残杀中国人民，支持清庭血腥镇压农民起义与革命群众，支持地方军阀武装割据、分裂中国；日本侵占东三省，西方列强怂恿包庇，日本发起全面侵华战争后，西方列强照旧向日本大量出口石油、钢铁等战争物资，而只有前苏联给予国民党政府每年给予2亿美元的贷款援助，直至希特勒闪电袭击苏联的1941年，苏联依旧部分履行了对华贷款协定。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美国才认识到中国抗日战场的价值，逐步对华给予物资支持；而真正对华提供大规模援助，是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才制定了对华战争租借法案，将美国搬运到太平洋战场的剩余物资倾向了中国的内战战场。在“二战”初期，法国亡了、英国节节溃退，美国趁机大发战争财；是前苏联以1200万人牺牲的代价，坚定了美国全面参战的决心。说这些干什么？从历史的轨迹中你会发现，谁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谁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什么代表了正义？什么是正义的力量？

    历史不应忘记：孙中山倡导的民族、民权、民生的革命理想，在他的继承人手里都死的光光。

    共产党人及其追随的工农大众，支持国民党取得北伐战争胜利后，蒋、汪立即掉转枪口，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工农大众30万之众。一夜之间，掉头向革命的同盟者举起屠刀，毫无疑问是无耻的、罪恶的背叛！“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不抵抗”；1938年12月，汪精卫叛国，1940年3月20日在南京成立汉奸政府。1945年8月14日，为换取前苏联不支持中国共产党，蒋介石集团同意外蒙古自决“独立”。

    1946年，蒋介石拒绝全国各党派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呼吁，再次向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发起进攻。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建立，中国开始由半封建、半殖民社会制度中脱胎换骨，从百年战乱的废墟上踏上了现代国家的建设征途。这是世人皆知、全球公认的事实。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在无数仁人志士百年艰辛探索、付出重大牺牲之下取得的；在历经一个世纪的漫长斗争岁月中，反侵略、反独裁、反封建、反殖民、反分裂、反压迫、反干涉，斗争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内到外、由上到下，最终掀起了一场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广泛参与的推进历史变革的全民运动。亿万中国人民在长期斗争中逐步凝聚共识，认清了民族解放、人民翻身的革命道路，选择了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抉择了复兴中华的前进方向！正因为有了这一过程与背景，才得出了一个历史性的结论：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领导力量，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911至1949的37年间，辛亥革命的初衷与理想，在腥风血雨中洗炼，多少人为吃上“三民主义”这张美丽的画饼，前赴后继、慷慨赴死，但又有多少人一次次被出卖！37年间，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三民主义”。今天的国民党是否践行“三民主义”，就看他们在祖国统一问题上的态度、立场与行为。

    今天，纪念辛亥革命，就是要跳出意识形态的局限，肯定孙中山的历史功绩，从中国革命的源头和初衷中，凝聚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意志：建立一个统一、富强、民主、自由的伟大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