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0年初，南方人民银行东江中心支行(后改为中国人民银行东江中心支行)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决定在增城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增城县支行，并派出高照寰同志为行长。高照寰同志是惠阳淡水人，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就读于香港达德学院，学院被封后，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财经委决定将这批地下党员派到建中学院经济系银行专业深造。解放初期，高照寰被派回内地工作，任惠州南方人民银行出纳科长。和他一起调到增城的还有副行长朱飞、会计卢沛和我。 光荣的使命 刚解放，社会治安不好，高行长考虑携带那么多钱和公债去增城，只有他和我佩有手枪，安全没有保障，就向驻惠州部队首长蔡国良同志请求帮忙，蔡国良同志即派出1个班战士并配有机关枪、冲锋枪等武器护送。1950年2月底，我们4人从惠州南方人民银行带着1亿多元建国公债和二三十万元人民币，在驻惠州部队一个班的武装护送下出发。我们包了一辆货车到樟木头火车站，坐火车到石滩车站下车，走了一段路到增江河边过渡船到达石滩街，已是下午时分了。笙其页簸了一天，没有吃上饭，也没喝上水，为了早日在增城建立银行，稳定金融市场，恢复经济，大家虽然肚子饿得很，但都没有出声。 我们在石滩租了一辆烧煤炭的货车，从石滩到县城只有17公里，由于路不好，车不好，好像老牛拉破车，开得很慢，碰上一个稍大的斜坡，司机叫助手拿着一块很大的三角木，垫着往上开，好不容易才开上去。到达县城时，已是傍晚了。高照寰同志不顾疲劳，即时去找县领导王达宏同志，但他到县外开会去了。高照寰找到有关工作人员，要求解决吃饭和住宿问题。肚子填饱了，住宿倒是个难题。后来在旧县府内一个很宽的大厅中的小讲台打地铺，那时天气很冷，棉被不够用，只好穿足衣服睡觉，借着一天的疲劳，总算睡了一觉。 一切从零开始 增城是广州市东部的咽喉，日寇侵华时对县城狂轰滥炸，加上国民党的破坏，我一到增城，映入眼帘的是满目疮痍，瓦砾成堆，很难找到一个完整的建筑物；而且社会治安混乱，金融市场不稳，人民生活困苦，经济亟待恢复和发展。 我们在旧县府打地铺过了两晚，王达宏同志开会回来了，高照寰向他汇报了来增城开设银行的事，他非常重视和支持，安排有关同志为我们找房子，安排住地，解决食饭问题。经过一番寻找，在湘江路找到一间叫“镇益”的二层水泥楼。 这座楼二楼已有部队使用，还住了一位团长，安排我们在楼下一间大房子。这间房子很久没有使用过，打开门进去，一阵阵霉味扑来。我们4人二话没说就把带来的东西全部搬进房间。在这套房子住了没多久，有关部门为我们选定了湘江路一栋三层的水泥楼，地下有八九十个平方米，做营业用地蛮好，二楼以上做宿舍和银库。高照寰亲自指导装修，用房就这样落实了。 工作人员从哪里来?几经周折，除了在本地吸收，从广州调入(包括银行学校)外，高照寰同志亲身去了一趟惠州，同有关部门联系，在惠州中学招收了一批应届高中毕业生。当时工作人员共有30多人，他们是宋继生、陈年、张国光、王洪度、陈汉群、刘友常、林菊、罗洁薇、谭志森、余联周、余建华、朱浩荣、容永泉、邓庆华、邓镇郊、李国夫、姚素蓉、高不危、高碧霞、叶品璋、黄国威、曾守义、张光仓、张汉平、张志维、黄兆铭、凌藻文、黄甫新、邹耀发、罗仁群、刘耀文、罗仲华、陈晓芝、卢遂尧、邓白如、骆婉颜、罗勇群等同志，还有几位的名字一时记不清了。他们到来后立即投入紧张的筹备工作。 工作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他们对银行具体业务是陌生的。由于时间紧迫，不可能脱产培训，只能边实践边学习边提高，办法是互教互学，请懂业务的同志作指导，适时分期分批调去广州银行学校接受短期的业务培训。比如大部分同志都很少接触过算盘，他们是在业余时间背口诀，拨打算盘，逐步熟练起来的。又如，银行日常工作各项手续相当复杂，什么总账，分类账，明细账等，科目、子目一大堆，出一张传票要经过主管、会计、业务、统计、出纳、复核、记账、制单才算完成了部分工作。 他们通过实践——学习——实践，终于把难关逐一攻破。支行内设秘书、会计、业务、统计、出纳、农金、借贷、保险等股，30多名工作人员安排到各股去，县武装部调来两位专责行警(黄大坤、王华)，还有几位勤杂人员也陆续到位。各项准备工作做了1个多月就基本就绪，1950年4月份，增城县第一间金融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增城县支行正式成立并全面对外营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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