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城市石滩镇三江平原上的金兰寺村

肥沃的三江平原有一个6000年前的贝丘文化遗址。贝丘遗址之上有一条被岁月抚摸了千年的古村。古村之中有一座经历过五百个春秋的祠堂。这一切都聚焦在增城市石滩镇三江平原的金兰寺村上。2011年暮秋，为了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为了金兰结义而得名的古村，为了被列为广州市文物保护的古祠，我与朋友结伴来到三江平原，在金兰寺村的时光甬道上来回穿越。

小车进入金兰寺村的门楼，穿过一段桉树如梳的绿道，在村中热心人的引领下，我们来到金兰村东境凤岗寻找半世纪前考古队挖掘文物的现场。可惜，现场早已被复盖。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只是民房、旷地和附近一棵又一棵的古榕。然而，历史是不能改变的，贝丘遗址发掘出来的文物吿诉我们：至少是在新石器时代中期，这里就有人类文化的记印。

1995年版的《增城县志》，在“金兰寺贝丘遗址”条目下有这样的记载：“位于三江镇金兰寺村原增江河畔，属新石器时代距今4035年（±95年）的文化遗址。1956年省文物普查队首先发现贝丘遗址，1958年广东考古队在这里进行挖掘工作，发现有大堆贝壳、动物及鱼类骨、石器等堆积成的文化层，并在附近发现古墓葬4座，其人骨结构具有南亚蒙古人种的特征。出土文物有石斧、石刀、石磷、砺石、陶盆、陶钵、陶祖、蚌环、穿孔毛蚶壳、鱼脊骨串珠饰等，现藏于广东省博物馆内。”

增城市博物馆蔡副馆长告诉我，金兰寺贝丘遗址，是广东省较早发现的古代文化遗址之一。当年广东省考古队选择了200平方米范围进行挖掘，发现共有上、中、下三个不同时期的文化层，上层是战国时期；中、下层是新石器时期。经严格测定，金兰寺贝丘遗址出土的夹沙精陶和彩陶的形成时间，是距今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

6000多年前，这个年代让我为之一震。这一震，我眼前的屋舍不见了，替代的是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此刻的我，驻足于海边一个只有三五户人家的小村子里。海风轻拂，浪花缓缓地洗刷着金黄的沙滩，牡蛎、蚶蚬等一个个贝类生物浮出沙面。几个光着身子的小孩，在海滩上一边嬉戏，一边拾贝。这时，一个深眼眶，高颧骨，扁鼻子，有着典型南亚蒙古人种特征的壮汉，手上拿着一根骨制的鱼叉从海边向我走来。我看见他鱼叉上还有一条挣扎着的鱼。

南亚蒙古人种壮汉把我带进一家用贝壳和石头垒墙，树木和茅草作顶的小屋。屋旁，多年积累下来的贝壳、鱼骨堆积如山；屋前，稻穗、野果、鱼干散落满地。屋内，一个下身裹着树皮网，上身坦露着两个硕大乳房的女人正用石锥打开沙蚬的贝壳，然后把一个个蚬肉放到一个篮纹夹砂褐红的陶钵中。我四顾而望，四周还有罐、缶、盘、盂等陶器和石锛、石斧、石矛、骨铲、骨锥、骨针、骨凿等器物。

这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生活场景。我取相机，正想把这个历史场景拍下来。忽然，我看见拾贝的小孩蹦蹦跳跳地向我走来，“伯伯，帮我们照过相吧！”我定睛一看，眼前的并不是南亚蒙古人种的孩子，而是几个穿着现代服装的儿童。原来，这银铃般的童声，已把我从新石器时代的时光甬拉到现实。我无法知道当年南亚蒙古人种的去向，也不了解这块土地沧桑变幻的历史全过程。但我知道，孩子们的脚下，就是几千年前的贝丘遗址。于是，我赶紧取出相机，在历史的地点记下那难忘的历史瞬间。

我们还在寻觅，希望在地上找到一些贝丘文化的痕迹。才走几步，一间三进五间，规模宏大的“姚氏宗祠”便映入眼帘。祠堂右侧，一块“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牌匾镶嵌其中。姚氏祠堂始建于明代。站在祠堂前，抬头仰望，只见红砂岩脚，青砖大墙和四根红砂岩大柱的上面盖着79行碌灰筒瓦，两边人字封火山墙和中间灰塑龙船屋脊向着蓝天。走进祠堂里，顾眼环赏。雕梁画栋的斗栱屋架，精雕细缕的莲瓣柱座，饰花纹果的封檐，彩绘墨描的墙眉……无一不显露着明代建筑工艺的风采。

那天，村人正在祠堂里筹办一场婚宴。真幸运，参观完祠堂后我有机会坐在祠堂的红砂岩门石上聆听村中几个老人讲述金兰寺村与姚氏的故事。老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讲述，在我脑海烙下一个近千年的乡村场景：金兰寺村的姚氏始祖姚宗卿是在宋代中原人南迁大潮时于北宋熙宁年间从江西经南雄、番禺来到三江平原的山下定居繁衍的。

南宋宝佑四年（1256），当时定居于初溪的姚氏第七代孙姚七六来到贝丘遗址上的河涌放鸭。一天，他见到自己在涌边搭筑的茅棚升腾起一缕红光。他急忙回到初溪，稟报老人。老人吿诉他，红光升腾之处，必是风水宝地。目睹红光之人，定与宝地有缘。老人之语，使姚七六大悟。于是他迁居到此，成了金兰寺村姚氏宗祠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