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五十代初期，我曾在增城县第一区（现在的荔城街、增江街）人民政府工作，这是我参加革命工作的“第一站”。转眼间五十多年过去了，但这段充满着激情而又是非常艰苦朴实的工作和生活，使人永志不忘。当时一区区委会、区政府的工作人员非常年青、精干，总共才21人，基本上是血气方刚的年青人，其中只有3人30岁出头，也有3人是10多岁的少年，其余的都是20岁出头的青年。 一群朝气蓬勃的年青人 时任区委书记兼区长江金炼，副区长吴佩珩才二十二、三岁，团工委书记王金、团工委委员关其德和文教助理巫国祥，财粮助理肖树椿，区委宣传干事王旭璇，才20岁出头，工商助理潘晋东、生产助理曾宪章、区委组织干事钟焯明只有20多岁，连被尊称为“家姐”的妇联主任傅德贞还不足30岁。? 这支队伍中不少人不但年青，且又有相当的“资历”，其中有15人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包括抗日战争参队的2人），他们多数是东三支游击队的成员，当年跋涉过崇山峻岭，经受过战火的考验，使我们这些刚参加工作的晚辈一听到这样的光辉经历都肃然起敬。就是这样一支既年青又精干的队伍，担负着管理全区3乡1镇（东屏、清燕、庆福乡、县城镇）三万多人口的重任。? 艰苦而又充实的生活? 建国初期，我们接收过来的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烂摊子。年轻的新中国百业待兴，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都在艰苦奋斗，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也是非常艰苦的。当时区工作人员实行的是供给制，区级以下干部都吃“大灶”，每人每月吃饭费的供给标准是8—9元，由单位掌握，统一安排。此外，每月发生活费3元多（工勤人员生活费每月少几角钱）,每季发一对解放鞋和祙子，每隔几年发一套棉衣、棉被、蚊帐，每年发两套衣服（春秋季不分），所有这些实物折款每月合计也只有10多元。 在供给标准很低的情况下，区里的同志上至书记、区长，下至通讯员、炊事员，都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那个时候每天只吃两顿饭，没有早餐吃。来往办事的客人都一律在单位就餐，没有额外接待。单位的总务人员在伙食上巧安排，每天挤出一点“伙食尾子”，每星期或十天半月加一次菜（多是煲猪肉），大家就感到很高兴，很满足了。有时月中发了生活费，结伴去小食店吃一碗莲子鸡旦糖水（每碗1.5角），就感到是莫大的“享受”了。 那时在生活费很少的日子里，除了必要的手巾、牙刷、牙膏、肥皂外，很难有其他较大的开支，做一件恤衫或一条睡裤都要省下2—3个月的生活费，做一套外衣得省下半年的生活费。在艰苦的生活中，每个人都严格自律，日常的办公用品哪怕一纸一笔都注意节俭，把节约每个铜板投入新中国建设作为已任。这段时间虽然物质生活比较贫乏，但是精神生活却是充实的。没有人闹待遇，嫌艰苦，大家对党无比热爱和信任，对祖国和个人的前途充满着信心。 工作之余，许多同志都挤空读书看报，唱革命歌曲，参加体育活动。学习会、组织生活会、民主生活会都很活跃，不但党团员每周每月有活动，非党团员也参加许多活动。有一年，《毛泽东选集》四卷和《志愿军英雄传》三卷第一次发行并征订，很多同志都不惜花几个月的生活费积累踊跃订阅。那个时候县文化部门经常在增城中学的大操场免费放电影，区里的同志只要有空都会带着小木櫈前往观看，把这看作是学习教育的好课堂。 我在区政府当文书，每天要分发文件和报刊，有机会接触多种报纸，因而养成天天看报的习惯，我参照一些老前辈的做法，在住房内挂了两幅地图（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每看到报上的新闻就从地图上找方位，以加深了解，这种看来很简单的学习方法日积月累，使自己增长了不少知识。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待遇也逐步改善。不久机关开始评定级别，实行工资分制按物价指数折实工资分计发工资，不同职级有一些差别，区里的同志一般每月有20多元，职级高的有30多元，为以后实行薪金制打下基础。 339743307197247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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