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城市牛仔产业链的余痛新塘镇企业开春招工困难

12-2-17 02:40| 发布者: lujunfei| 查看: 2067| 评论: 0|来自: 南方周末

摘要: 漫长的冬天过去了,但是依靠大量外来工而崛起的牛仔之都，如今却深陷人力匮乏的困局。增城市新塘镇大敦村的这个冬天看起来要比2011年漫长。已经是2012年的2月中旬了。守着冷清的厂房、蒙尘的机器、空白的账单，熊于丽 ...

漫长的冬天过去了,但是依靠大量外来工而崛起的牛仔之都，如今却深陷人力匮乏的困局。增城市新塘镇大敦村的这个冬天看起来要比2011年漫长。已经是2012年的2月中旬了。守着冷清的厂房、蒙尘的机器、空白的账单，熊于丽感到寒冬尚未远去。2012年1月31日，大年初九，翔云服装厂的老板熊于丽放了一串鞭炮，期待着新年开店大吉。好运气老早就来了。一张价值7万元的订单在2月上旬就拿到了手。

2012年2月13日，已是春节后半个多月了，满地的红色爆竹碎屑早已在雨水的冲刷下褪色入泥，她却发觉陷入了无法开工的尴尬：到现在，厂里只招到两个工人，还是亲戚介绍来的小学徒，一条牛仔裤都没做出来，7万元的订单打水漂了。枯坐中，女老板教会两个小孩子“斗地主”。如此的“悠闲”，是熊于丽往年所不可想象的，2011年的这个时候，她已招到了二十多个工人，往俄罗斯卖了1万多条裤子了。

萧瑟的春天并不仅属于她一人。2月13日下午2点，5公里外的增城市新塘镇人才市场，足球场大小的空地上零星摆着20余张小桌子，小老板们在写满了招工广告的黑板前发着呆，满地尽是烟蒂、快餐盒、被随意丢弃的宣传单。早在10年之前，新塘镇就被中国纺织工业协会评为“中国牛仔服装名镇”。到5年前，新塘镇的牛仔衣裤产业占到全国的50％左右，而大敦村就占全国市场份额的10％以上。但现在，这一切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该进厂了，晚一天少赚一百块啦！”俊捷服装厂的董世龙焦灼地冲着观望的人群喊，希望今天能带几个人回厂，他来新塘镇人才市场招工已经十天了。但一直没有招到足够的工人。他每天都要用金杯车拉十几车的人去看厂，一天却只能招到一两个人。厂里14个组的机器，如今只开动了4个组，缺工近200人，丢掉了近七成的订单。

尽管熟练工的工资已升至四五千元，不少老板更是想尽办法招揽员工，尤其是“长工”：设立工龄奖，工作满半年每月奖励50元；保证每月休息2至4天，提供免费洗衣、水果派送；组织员工赴深圳、珠海旅游，甚至组织集体相亲……但足以媲美公司白领的待遇却仍不足以吸引外来打工者，年初以来应者寥寥。新塘镇人才市场一名工作人员说，2008年起新塘就步入招工难的困境，2012年却像坠入冰点：“常常是一个300人的工厂，只招到30人不到的工人。大部分工厂都缺工，缺工人数都在工厂可容纳人数的一半以上，也有一半的工厂停产。”

大敦村是新塘镇的第一大村，是全国最大的牛仔服生产地。缺工潮让这个村子失却了往日的繁忙。宽阔的六车道主干道两侧，均是三四层楼的牛仔服工厂。已过元宵节，几乎全部工厂都开了门，深蓝、深黑、浅灰等各色布料堆满一楼的仓库。整条长街安静而冷清，寥寥数个开工的工厂里，也很少能见到年轻人，只有十余个中年妇女坐在小凳上，沉默地剪着线头，甚至还有头已花白、年过六旬的老妇。

沿街九成的工厂门前，都挂着招聘的小黑板。记者随机走访了大敦村近150家制衣厂，调查显示：无论工厂大小，缺工均在70%以上，少则10至20人，多则100余人。依靠大量外来工而崛起的牛仔之都，如今却深陷人力匮乏的困局。“2011年也难，但元宵节过后起码能招满七成的工人，能保障大半的机器开着。”董世龙说，“不会像2012年这样大家都吃不饱饭。”

“人心散了，不热闹啦。”在大敦村已居住了十余年的肖海燕说。她在大敦村隆家福超市附近有一栋三层楼房用于出租，以往居住着200余人的楼房，2012年年初只有不到100人了。无奈下，她将三分之一的房间改造成临时旅馆，一天十元钱，但入住率仍只有三成左右。楼下专为外地人服务的达州菜馆，2012年1月的营业额也下降了一半，老板刘达明只能跑到东莞，为那里的工厂提供盒饭派送，依靠每天做四五百个7元盒饭，艰难撑过这段萧条岁月。

每到夜晚十一点，绝大多数工厂就早早关了门，整个大敦村随之陷入沉寂。“回不到过去了……”一名工厂老板向记者感慨，如果是2004年前后，走入这个牛仔村，会见到每个工厂里都是满满的年轻人相伴着轰鸣的机器彻夜不眠，那是大敦村最繁华的时候，“就像一个牛仔服的海洋”。“2012年的人回来得尤其少。”新塘镇出租屋和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钟梅芳估计，相较2011年同期，年初居住大敦的外来人口要减少了20%左右。过去，大敦村近8万名外来工如候鸟一般，每年春节回到家乡，正月十五前后陆续返归。但2012年元宵节早已过去，却有近万名打工者偏离迁徙的路线，选择了远离大敦。

伤口在愈合，但需要时间

外来工们说不清2012年大敦村的外来工减少，是不是和2011年的冲突有关，但老乡，的确是比2011年少多了。工人们都去哪里了呢？作为每日穿梭于新塘大街小巷的摩的司机，黄喜明最先感受到寒潮的来临。他明显感觉到新年以来，自己从汽车客运站拉到的打工仔少了，来看货的老板也少了——这个月，他的收入减少了大约三分之一。面对着满街的招聘广告，28岁的工人刘红兵陷入了矛盾：是该返回家乡，还是留守大敦？

刘红兵的大哥刘建林，选择了返回故乡四川，大哥的理由很充足：“家乡更温暖，不会被瞧不起，不容易受欺负。”在广元市的一家制衣厂工作，他每月工资3000元。刘红兵则对回乡有些恐惧：“出门十多年了，习惯了，对那个家是有点陌生的。”刘红兵最终选择了留在大敦。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并没有因为2011年增城的“6·11事件”，而觉得呆在那里不安全。但在多位外来工的眼里，增城事件毕竟像一把刀在这里划下了伤口。他们说不清2012年大敦村的外来工减少，是不是和2011年的冲突有关，但老乡们，的确是比2011年少多了。 3414069069152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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