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城市原畜牧兽医局腐败窝案的反思

2012年12月17日，原增城市畜牧兽医局局长姚子伦等6案7人贪腐系列案在增城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该局领导一正三副均因受贿罪获刑，局长姚子伦被判处八年有期徒刑，没收个人财产25万元，三位副局长朱叔容、阮金权、刘永刚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五年、三年。在这宗案件中，春节奖金、过年送礼等成为了掩盖受贿、行贿的主要形式，甚至披上“能繁母猪补贴”、养猪“奖金”等扶持政策的合法外衣，再以“回扣”进行返利，达到相互中饱私囊的违法目的。

近年来“公考”高烧不退，越演越烈，被网友称为“金饭碗”，又的“最苦金饭碗”也是趋之如骛，但我们可以肯定“畜牧兽医局”肯定不是热门岗位，可能还是冷门岗位。顾名思义，“畜牧兽医”就是成天跟“畜生”打交道的工作啊，能有多少权力，能有多少“油水”。但正是这个不起眼的“畜牧兽医”爆出了“一正三副”的腐败窝案，令人深思，这说明了什么？

无论职务高低、无论权力大小、各行各业，都有腐败的可能。“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有一定道理，权力携带了腐败的“基因”，如果没有“优胜劣汰”的监督，把“突变”的基因剔除出去，腐败就会逐渐扩散，最终成为不得不动用“外科手术”铲除的毒瘤。畜牧兽医局当然也不例外。

据说汉朝的时候犹太人就已经来到中国，只是因为中国文化有很强的同化性，他们没有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保持下来。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在这个社会，规定没有规矩重要，工作能力没有“为人处世”重要，如果再加上权力监督的缺位和滞后，是非观念就越来越淡薄，从众心理、侥幸心理、哥们义气、酒色壮胆，腐败窝案就“应运而生”，“一正三副”就好像珠联璧合，一切来得那么自然。

当然腐败窝案跟“一把手”家长作风有关，跟工作单位人事关系“法治观念”淡薄有关。副职跟“一把手”合不来，就想办法把他弄走，直到调来一个“臭味相投”的。干部群众的“绥靖”才是滋生窝案的土壤，社会文化环境虽然对腐败“深恶痛绝”，却仅仅是“杀头”的时候看看热闹，成为茶余饭后的笑柄，市场生活中的“苗头”，却视若无睹，生怕惹祸上身，公众变得“冷漠”。防腐拒变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

此次宣判的案件中,因腐败获刑的官员级别不算高,所在工作领域也非规划、土地等权力集中部门。但是,他们在各种敛财条件并不具备“优势”的情况下,仍想尽办法,把手中的权力在敛财方面“发挥到极致”。这说明,腐败无关权力大小,凡有权力,就可能存在寻租的空间。因此,建立健全全方位的、有效的权力监督体系迫在眉睫。

近来，新一届中央高层密集发声要求反腐倡廉，整顿干部工作作风，在反腐的劲风之下，各级腐败官员纷纷“落马”。这也让广大群众看到了中央高层反腐倡廉的决心和信心。特别是对这种集体腐败窝案的查处，可谓是深得民心。这种腐败集体在一个单位或者多个部门中一旦形成，其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当多个干部官员被利益链条困在一起之后，为了掩饰相互的腐败罪行，维护相互的利益，就会互相包庇，弄虚作假，躲过上级的审查。

并且这种集体若得不到及时的破除，还将不断的蔓延，在队伍之中形成严重的不正之风。这对广大群众来说是及其可怕的。所以，机关部门干部队伍中的集体腐败现象必须进行有效地整治。当然，要遏制官员的腐败行为当然少不了严肃的惩处制度。但是，除了严肃的惩处制度外，还需要建立完善的预防机制。这就要靠日常的监督和管理。

强化对官员的日常管理，把更多的制度措施落到实处。各种管理的制度规定应该从笼统化到细化和量化，做到权责分明。对各级官员廉政教育的力度也要不断加强，提高官员的思想觉悟，树立正确的群众价值观。增强监督力度，让腐败行为无处藏身。除了网络媒体监督举报外，还应该丰富和完善公众监督举报的机制。

毕竟网络存在自身的局限性，反腐也不能单靠网络曝光。更多的还是要不断完善公众举报的制度和流程，既对举报人做到应有的保护，预防举报人受到打击报复，也要防止虚假举报，对他人的重伤。只有做到惩防并举，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惩处举措已都属于“亡羊补牢”之举，虽是不可或缺，但终究不是上上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