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门后代多彦士:解读陈恭尹寓居增城新塘及其诗作

春日郊游，前往广州北郊沙河镇柯木杨屋村后山拜谒一代彦士陈恭尹之墓。站于墓前，远眺隐隐青山，迭迭层林，悠悠白云，一种发古幽思之情油然而生。谒后归来，翻阅有关史志，得知陈恭尹曾寓居增城市新塘镇（旧称沙贝村）前后共计10年之久，并写下大量诗词，其中有七首传世，成了邑人宝贵的文化遗产。

陈恭尹（1631—1700）字元孝，又曰半峰，号独漉，乃顺德市龙山乡人也。他与明末清初诗人屈大均、梁佩兰合称为“岭南三大家”。而陈恭尹本属顺德名人又缘何长居增城呢？说来有其苦楚，亦有其姻缘。话说陈恭尹之父陈邦彦。是明末反清名将，与增城新塘一明朝恩贡生湛粹是莫逆之交，遂以湛粹之女许配恭尹为妻，陈湛结为亲家。

陈邦彦官至南明兵部主事，于永历元年（1647年）7月，联合陈子壮等人围攻广州清兵，因力不胜敌，败北逃至清远。9月，被清兵攻破，陈邦彦被俘不屈而遇害，“全家惨遭杀害，仅恭尹一人幸免”（《简明广东史》）。陈恭尹匿名外逃，被其外父湛粹秘密接到增城新塘镇附近的泥紫村收藏，后转回湛粹家中隐居起来。

其间，也曾潜居过西樵山、罗浮山等处。直至南明覆亡，恢复无望，他才携同家人返回老家顺德龙江。1668年夏，其妻去世，陈恭尹又带领儿女扶柩迁居增城新塘。八年后，又举家搬回顺德龙江。晚年筑室广州小禺岗（今禺山路附近），日夕诗酒酬和，以遗老身份终老。

陈恭尹以其父荫，授为南明锦衣卫佥事。他隐居增城新塘的日子里虽深居简出，而心系其志：一面用心攻读写作，一面密切注视时势变化，伺机待发。他于顺治八年至十年（1651—1653年）怀着国破家亡巨痛，奔走福建、浙江、江苏一带，试图与郑成功、张煌言等抗清力量联系，共图反清大业，结果未遂。

顺治十五年（1658年），陈恭尹再度远行，当他第二年冬到达郑州，得知南明政权倾覆，永历帝逃入缅甸的消息后，痛心疾首，悒悒南归，继续隐居增城新塘以诗言志。我们透过这仅存的几首诗作，便不难窥见到陈恭尹当时的生活及其心态。例如，《漫兴》一诗，诗人以“漫兴”切入，随意抒发他在新塘岳父家中长居的感受。诗曰：借屋增江口，悠悠十八年；力穷群籍内，身老众人前；曲巷来风满，闲门得月偏；有生同是寓，终恋墓边田。

诗中，诗人以平常口吻诉说他“借屋增江口”（“增江口”即增城新塘代称，因新塘地处增江口出口处，故名），“悠悠十八年”的难忘岁月。他虽与当地父老亲如手足，过着“曲卷来风满，闲门得月偏”的安逸生活，但他不想一辈子寓居异乡，而他的心始终萦怀故园，慕恋着“墓边田”。可见陈恭尹对其第一故乡顺德龙江的情怀是多么深切！

诚然，陈恭尹寓居新塘乡野绝非过若隐世清沉的生活，而是以国破家亡、反清复明为念，这在他的诗作里有着鲜明的坦露：有时他责怪自己为国无力，深感内疚；有时他自誓要自强不息，尽忠一博。因此，他在《苦吟》这首诗里，发出无可奈何的感叹：力穷天地外，独立夕阳时；物态皆吾巧，春风不自知；舌从荆妇笑，香遣稚儿司；究竟成何事，年年催鬓丝。

诗人自愧“年年催鬓丝”而事业未成，这怎可苟且偷生呢？有一年，当陈恭尹乘船秘密前往广州组联反清复明，而船经南岗与黄埔河面，目睹珠江两岸风物时，触景生情，写下《早发新塘浦向广州东山舟中作》二十二句诗。诗人在诗中情不自禁地鸣放出“寡出春己生／为悉老先及／穷檐思良友／冻浦命朝戢”；“伤哉逝川叹／恸矣岐途泣／百年曾几何／三十未能立”的哀叹。

从诗句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当时的心境是相当复杂的，有着难言之隐：一方面是诗人感悟到人到中年而未竟大业的忧伤和阵痛；另方面，在此伤痛的情感中夹带着忧国忧民那种义士的责任感，鞭策着陈恭尹，使他不甘寂寞，要重出江湖大施拳脚，酬报夙愿。所以他忍不住隐居的寂寞，于1658年毅然抛妻弃子再度离开新塘北上联络反清复明各方势力。

当他乘船由新塘往广州途中，写下了一首感人肺腑的壮行诗：《舟发寄湛用喈、钟裴仙、湛天石》（诗题所言三人均系陈恭尹在新塘的密友）：扶胥古渡水凄凄，雨后移舟望欲迷；数口寄居秋草外，一身为客楚云西；家无兄弟依良友，地夹河山畏鼓鼙；知己片言应不负，乱离妻子藉提携。

诗人在诗中诉说对良友的期望是深沉而亲挚的，唯对他此次北行潜负的使命，其前景孰喜孰忧，诗人是茫然的，仿佛“雨后移舟望欲迷”。不过，诗中那种“数口寄居秋草外，一身为客楚云西”的豪情，以及乱离妻儿的丈夫情怀，颇有“壮士一去兮不复回”的气慨。

是啊，正是我国一代的仁人志士，孕育了他们以国难为重的情愫，铸造了陈恭尹等“岭南诗人”的诗风和诗魂，体现了他子承父业的爱国主义精神。可惜，由于历史的局限终致南明覆亡，而陈恭尹的壮志未酬，也终成遗憾。唯他留下那些被千古吟唱的诗篇，以及隐藏于青山丛林之中的墓地，才是永供后人缅怀的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