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崔与之无可置疑是增城中新镇人

崔与之是广州增城人，自南宋以来，700多年一直得到正史和学者们的公认。近见《羊城今古》1999年第2期刊登谢万陆先生《崔与之本籍非广州增城》（以下称为《谢文》）一文，不胜惊讶。如果只是说崔与之的祖籍原来在江西，后来才迁入广东的，我们不会有异议：因为南方汉族人，大多都是从中原迁来的。但《谢文》否定崔是广州增城人所提的论据，未免既轻率又武断。现就其所提的几个问题，提出我的看法：

一、《谢文》说：“崔与之应确认为宁都人，因他不仅生于宁都，出仕之前也一直成长、生活于宁都，且他父辈以上均世居宁都。”既然说得那么肯定，证据呢？《谢文》说：“据增城崔氏墓志铭称：‘赠太傅讳克者，葬江西阳都黄金坑，公曾大文（父）也’。”又说：“《赣州府志》、《宁都直隶州志》、《宁都县志》均载为宁都人。如道光刘丙撰《宁都直隶州志》便称：“崔与之，字正子。卒封南海郡开国公，出谥清献。著有

《菊坡文集》。祀乡贤”。这能说明什么呢？曾祖父葬于宁都，宁都各志书载其为宁都人，就能说明崔与之出生和生长于宁都吗？或能说明其父辈以上均世居宁都吗？不少志书往往把从本地分支出去的，远年隔代的有成就的子孙说成是本地人，这种例子不少。崔生前已封南海郡开国公，道光刘丙撰《宁都直隶州志》竟说成“卒封”，说明他们对崔的情况并不了解。

据《宋史?崔与之传》：“崔与之，字正子，广州人。少卓荦有奇节，不远数千里游太学，绍熙四年举进士。广之士（注：指广州学子）由大学取科第，自与之始。”又：李昴英《崔清献公行状》说：“崔与之，字正子，增城人。家贫力学自奋。先，广士有当试成均者，率惮远不行。公毅然勇往，既中选。朝夕肄业，足迹未尝至廛市。擢乙科，广人由胄监取第者，自公始。①”

还有：李昴英、《增城新创贡士库记》说：“曲江以文献重，增城以清献重。清献起陋巷，取巍科……县去行都，果以千计者四……②”又，据《崔与之年表》载：“绍熙元年（1190），崔与之得增江（流经增城的河流名为“增江”）书友林仲介等人资助，不远数千里毅然赴临安入太学读书；绍熙四年（1193），举进士；绍熙五年（1194），始授浔州司法参军，赴任时顺道回增城探家，4月作增城《重建东岳行宫记》一文”③。这些记载充分说明崔与之生长于增城，并从增城行程四千多里到行都（今杭州）读书，然后考上进士。绝非《谢文》所说“出仕之前也一直成长、生活于宁都”。

至于《谢文》所说“他父辈以上均世居宁都。”亦纯属推测。据明梁异所撰的《崔与之墓志铭》说：“崔清献公之墓在增城云母里，古华山之原；父，赠太师，讳世明之墓，在石壁山；母赠申国夫人罗氏在四望冈；皆同里相望。……赠太傅，讳隽，葬惠州河源县义合乡者，公之祖也”。据《欧阳氏山坟记》载：祖母欧阳氏葬于番禺下永泰里马家围金液池④。

又据《重修一品朱氏夫人墓志》说：“清献公曾大母朱氏墓在古端州属（今广东肇庆）仙人掌（地名）⑤”。从其父母、祖父母、曾祖母的葬地均在增城或广东各地，这一点可以有力地说明其父母、祖父母以及曾祖母均非世居于宁都。从而可以认为他们生长或生活于广东的广州、增城或河源等地。

二、《谢文》为了否定崔与之是广州人，说；“端平三年（1236）调任广东经略安抚使兼广州知事，时崔已年近80，便在任所筑府第，定居下来。”为了要否定崔在1236年以前已居住在广州，说“与崔与之同时代的江湖派著名诗人戴复古在《送黄日岩教授章贡》中有‘凭谁寄语谢安石，莫为苍生起太迟’，自注云‘时召崔相不出。’证明崔在任广州知府之前，拜右丞相之后，曾返故里宁都居住”。这真是一段奇文。

崔与之力辞相位，是朝野皆知的大事，怎能将戴复古说一句“时召崔相不出”的话来证明崔“曾返故里宁都居住”呢？这样的联想不是漫无边际了么？事实是，崔的家乡在广州（包括增城），他外出做官回来之后，都居于广州。除前面所说的外，再举几个例子说明：

1、宝庆元年（1225），崔与之《第四次辞免礼部尚书》说：“臣西陲解戍，衰病相乘，鸦急于投林，才出三峡，即波洞庭，溯潇湘，取道桂林而归，万里修途，适值剧暑，逮入五岭，秋令已深⑥”。

2、《宋史?崔与之传》：“召为礼部尚书，不拜，便道还广（注：“广”指广州），蜀人思之”。

3、李昴英《崔清献公行状》：“……蜀赖以全，五年（注：指在四川前后五年，即1220－1224年）乞归，除礼部尚书，公轻舟出峡，径归五羊，自是不复出矣！⑦”

崔与之取道桂林而归，显然是返广州，加上第2、3点的说明，则崔在1235年任广州知事之前，已在广州住了11年了。更重要的是“径归五羊，从此不复出矣”。据《宋史?崔与之传》载：后来“知潭州、湖南安抚使，辞。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官、迁焕章阁学士、知兴隆府、江西安抚使，又辞。……召为吏部尚书，数以御笔起之，皆力辞。……帝注想弥切，拜参知政事，拜右丞相，皆力辞”。为什么他又会担任广东安抚使兼知广州呢？

事因“端平乙未（即端平二年1235）二月，“催锋判兵，自惠阳拥众扣州城，郡守周治凤逍遁，官吏群造里第，请公登城，公肩舆至，开谕祸福……”。又据《崔清献公集前卷》载：“乙未三月，公除广帅，贼始自广退，寇平，即力辞阃事，所得广帅月俸钱一万一千余缗，悉归于官，一无所受。”这是说明，崔担任广东安抚使兼知广州的职务，出于为乡梓解忧，勉强为之。他是在家处理叛军之事，这段时间约6个月，事毕即辞去，俸钱亦不取。所以不算复出。

此后，崔一直居住广州，直至逝世。由此可证，《谢文》所说，崔在1236年后才在广州定居，并据此认为：“宋史便载为广州人”。说明作者对崔与之的生平活动，毫不了解，全凭一鳞半爪，随便妄下结论。又：崔与之任广东经略安抚使兼广州知事是在端平二年（1235），《谢文》所说的端平三年（1236）调任之说，显属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