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增城县志》的几点体会

方志学本身是一门科学，讲求严格的科学性是很自然的事。新方志要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我们认为科学性应当是这“三性”的核心，资料性离开科学性是一些没有多少价值的文字；思想性也是以科学性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科学性很强的一门学科。离开科学性的思想，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唯心主义。科学性也是新方志和旧方志主要区别之一。

旧方志常常夹杂一些违反科学的内容，例如：封建迷信、唯心主义宿命论、歌颂剥削阶级，轻视劳动人民，以及狭隘的地方偏见，等等，都是新方志不应有的。在新方志中坚持科学性实质亦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需要克服许多困难，还要有不顾个人得失，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现在谈谈我们在编纂《增城县志》时的几点做法和体会：

一、如何全面真实反映历史与现状？

全面真实反映历史与现状，是对新方志科学性的基本要求，是新方志质量高低的主要标志。新方志主要是记述建国以来的历程。40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成绩是主要的，由于缺乏经验，失误是不可避免的；记述成绩比较容易，记述失误则需要勇气和胆识。如果我们记述成绩不记述失误，将令读者怀疑志书的真实性，甚至怀疑党和政府有意掩盖错误。

因此，在记述成绩的同时，敢不敢记述失误，不仅是编者能否坚持科学性的问题，更严重的是会影响党和政府的威信。我们在《总述》写到建国后40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写成绩的篇幅占四分之三，写失误和存在问题的篇幅占四分之一。由于总述带有述评的功能，可以更好地指出失误和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为今后解决问题提供参考，真正起到“资政”的作用，而其他各卷以记述为主，比较难以进行评论。这也是经过认真考虑，慎重定稿的，并得到县领导的赞同。

志书出版后，广州市志办甄炳昌主任在评论《增城县志?总述》的写法时说：“这种敢于对历史负责和对子孙后代负责的精神，充分表现出增城志人的高尚志德”①。在33个专志卷中，绝大多数是以记述成绩为主的，只有《文化大革命与拔乱反正》卷，以记所发生的错误为主。

因“文化大革命”经历时间长达十年，需要记述的内容多，情况复杂，且具有“错误发动”、“被**集团利用”和“造成严重灾难”等特殊性，而增城当时又被称为惠阳地区的重灾区，不认真记述这段历史，将会留下后代无从知晓的历史空白，违反了全面反映历史与现状的要求，也不符合科学性的原则。我们不绕道走，也不打擦边球，而是迎困难上，专卷记述了这一段历史。

这个专卷用了2.4万字，重点记述这场“革命”造成的严重破坏。运动初起时红卫兵“破四旧”大量破坏文物古迹，损失的价值难以估计。随后派性斗争发展成为武斗，夺权后造成县内各级政权瘫痪。军队支左又错误地将增城地方党组织打成“由叛徒、特务、走资派三位一体组成的地下独立王国”，说要“全部消灭它，一个也跑不掉”，广大干部因此受到残酷的斗争。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新塘公社两天便有2000多人被抓。1969年“清队”，全县揪斗干部群众12365人，株连甚广。

其后还有“一打三反”、“两插一退”、“路线教育”等多次斗批运动，造成县内空前的灾难。上述仅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几个事例，而这场“革命”给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所带来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称之为“十年浩劫”，绝非过分。“四人帮”倒台后，党和政府进行了拨乱反正工作，召开了多次平反大会，平反了4545人，对因“文化大革命”而致死的306人，重新作出恰当的结论，并对遗属做好抚恤工作，以挽回损失。

县志出版后，这卷获得一致好评。认为是按照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进行编写，记载符合事实。对于“存史、资政、教化”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广东省已出版的34部地方志中，专卷记述“文化大革命”的，《增城县志》是唯一的一部。

“大跃进”造成严重损失，举世皆知。在开始编写分志的，我们要求各部门严格按实去写，反对讲假话。有个部门负责人说：“‘大跃进’时饿死人，当时县委书记听到都流眼泪，你们敢不敢写？”的确，如何恰当地掌握分寸，记述这一事件，是要认真对待的事。“大跃进”造成的影响是广泛的，牵涉到许多卷目，我们在《政党》卷“建国后政治运动”节下设目，记述“大跃进”离开按科学规律办事所带来的恶果。

《水利电力》卷记“大跃进”时期群众兴修水利的积极性及建成不少水利工程；也记载一些水利工程草率上马，返工浪费造成的损失。《农业》卷记述浮夸风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造成农业严重减产，人民生活严重困难，水肿病流行，非正常死亡增加。《自然地理》及《交通》卷分别记述全县可通航河流缩短里程113公里（占可通航河道51.8％），“大跃进”时期砍伐森林大炼纲铁，造成水土流失、河床淤塞。

《工业》卷记在此期间建成一些工厂，也记述国营工业受“大跃进”影响产值下降的状况。《商业》卷记述高指标、“放卫星”造成的经济损失。《粮油贸易》卷记述公共食堂开始是浪费粮食，其后出现断粮的严峻形势。《卫生》卷记述1961年全县水肿病达到53905人（占主县人口15.8％）。

《人口》卷以表格形式列出人口增减清况：其中以1960年情况最为严重。1960年人口出生率为15.32‰（1955-1970年出生率平均为32.82‰），死亡率为24.62‰（1955-1977年死亡率平均为9.96‰），自然增长率为-9.3‰（1955-1970年自然增长率平均为22.87‰），这几个无声的严峻的数字，使人们阅后心情特别沉重。发动“大跃进”的动机是好的，由于不讲科学、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付出的代价何等巨大！如此严重教训，如果不予记载，恐怕无法面对乡亲父老，也不能使人们认识和吸取这个沉痛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