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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增城县志》的几点体会

2012-12-27 15:14| 发布者: lujunfei| 查看: 1978| 评论: 0

摘要: 方志学本身是一门科学,讲求严格的科学性是很自然的事。新方志要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我们认为科学性应当是这“三性”的核心,资料性离开科学性是一些没有多少价值的文字;思想性也是以科学性为 ...
方志学本身是一门科学,讲求严格的科学性是很自然的事。新方志要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我们认为科学性应当是这“三性”的核心,资料性离开科学性是一些没有多少价值的文字;思想性也是以科学性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科学性很强的一门学科。离开科学性的思想,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唯心主义。科学性也是新方志和旧方志主要区别之一。

旧方志常常夹杂一些违反科学的内容,例如:封建迷信、唯心主义宿命论、歌颂剥削阶级,轻视劳动人民,以及狭隘的地方偏见,等等,都是新方志不应有的。在新方志中坚持科学性实质亦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需要克服许多困难,还要有不顾个人得失,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现在谈谈我们在编纂《增城县志》时的几点做法和体会:

一、如何全面真实反映历史与现状?

全面真实反映历史与现状,是对新方志科学性的基本要求,是新方志质量高低的主要标志。新方志主要是记述建国以来的历程。40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成绩是主要的,由于缺乏经验,失误是不可避免的;记述成绩比较容易,记述失误则需要勇气和胆识。如果我们记述成绩不记述失误,将令读者怀疑志书的真实性,甚至怀疑党和政府有意掩盖错误。

因此,在记述成绩的同时,敢不敢记述失误,不仅是编者能否坚持科学性的问题,更严重的是会影响党和政府的威信。我们在《总述》写到建国后40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写成绩的篇幅占四分之三,写失误和存在问题的篇幅占四分之一。由于总述带有述评的功能,可以更好地指出失误和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为今后解决问题提供参考,真正起到“资政”的作用,而其他各卷以记述为主,比较难以进行评论。这也是经过认真考虑,慎重定稿的,并得到县领导的赞同。

志书出版后,广州市志办甄炳昌主任在评论《增城县志?总述》的写法时说:“这种敢于对历史负责和对子孙后代负责的精神,充分表现出增城志人的高尚志德”①。在33个专志卷中,绝大多数是以记述成绩为主的,只有《文化大革命与拔乱反正》卷,以记所发生的错误为主。

因“文化大革命”经历时间长达十年,需要记述的内容多,情况复杂,且具有“错误发动”、“被**集团利用”和“造成严重灾难”等特殊性,而增城当时又被称为惠阳地区的重灾区,不认真记述这段历史,将会留下后代无从知晓的历史空白,违反了全面反映历史与现状的要求,也不符合科学性的原则。我们不绕道走,也不打擦边球,而是迎困难上,专卷记述了这一段历史。

这个专卷用了2.4万字,重点记述这场“革命”造成的严重破坏。运动初起时红卫兵“破四旧”大量破坏文物古迹,损失的价值难以估计。随后派性斗争发展成为武斗,夺权后造成县内各级政权瘫痪。军队支左又错误地将增城地方党组织打成“由叛徒、特务、走资派三位一体组成的地下独立王国”,说要“全部消灭它,一个也跑不掉”,广大干部因此受到残酷的斗争。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新塘公社两天便有2000多人被抓。1969年“清队”,全县揪斗干部群众12365人,株连甚广。

其后还有“一打三反”、“两插一退”、“路线教育”等多次斗批运动,造成县内空前的灾难。上述仅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几个事例,而这场“革命”给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所带来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称之为“十年浩劫”,绝非过分。“四人帮”倒台后,党和政府进行了拨乱反正工作,召开了多次平反大会,平反了4545人,对因“文化大革命”而致死的306人,重新作出恰当的结论,并对遗属做好抚恤工作,以挽回损失。

县志出版后,这卷获得一致好评。认为是按照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进行编写,记载符合事实。对于“存史、资政、教化”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广东省已出版的34部地方志中,专卷记述“文化大革命”的,《增城县志》是唯一的一部。

“大跃进”造成严重损失,举世皆知。在开始编写分志的,我们要求各部门严格按实去写,反对讲假话。有个部门负责人说:“‘大跃进’时饿死人,当时县委书记听到都流眼泪,你们敢不敢写?”的确,如何恰当地掌握分寸,记述这一事件,是要认真对待的事。“大跃进”造成的影响是广泛的,牵涉到许多卷目,我们在《政党》卷“建国后政治运动”节下设目,记述“大跃进”离开按科学规律办事所带来的恶果。

《水利电力》卷记“大跃进”时期群众兴修水利的积极性及建成不少水利工程;也记载一些水利工程草率上马,返工浪费造成的损失。《农业》卷记述浮夸风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造成农业严重减产,人民生活严重困难,水肿病流行,非正常死亡增加。《自然地理》及《交通》卷分别记述全县可通航河流缩短里程113公里(占可通航河道51.8%),“大跃进”时期砍伐森林大炼纲铁,造成水土流失、河床淤塞。

《工业》卷记在此期间建成一些工厂,也记述国营工业受“大跃进”影响产值下降的状况。《商业》卷记述高指标、“放卫星”造成的经济损失。《粮油贸易》卷记述公共食堂开始是浪费粮食,其后出现断粮的严峻形势。《卫生》卷记述1961年全县水肿病达到53905人(占主县人口15.8%)。

《人口》卷以表格形式列出人口增减清况:其中以1960年情况最为严重。1960年人口出生率为15.32‰(1955-1970年出生率平均为32.82‰),死亡率为24.62‰(1955-1977年死亡率平均为9.96‰),自然增长率为-9.3‰(1955-1970年自然增长率平均为22.87‰),这几个无声的严峻的数字,使人们阅后心情特别沉重。发动“大跃进”的动机是好的,由于不讲科学、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付出的代价何等巨大!如此严重教训,如果不予记载,恐怕无法面对乡亲父老,也不能使人们认识和吸取这个沉痛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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