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棠夫妇罗岗遇袭与增城救济院的来由

1934年1月间，番禺罗岗梅花盛开，总揽粤省军政大权的国民党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于是偕同夫人莫秀英及其副官，由广州乘其座驾前往罗岗赏梅。车行至罗岗地区公路途中，突遇袭击。此事发生时，笔者正在番禺县新造地区翁山纪念学校执教，已有所闻。事隔多年，笔者曾回增城与乡人叙旧，谈及此宗事件，获悉一些情况，虽是昨日黄花，已成过去，但上了年纪的地方人士尚记忆犹新。

据说：闻陈济棠夫妇带同随从副官，当日乘其座驾小车往番禺罗岗赏梅花，车行至罗岗地区公路，中途突遭不明来历者开枪袭击。幸而陈的小车系购自外国名厂的，内外有坚固的防护避弹功能，车内装置反射镜，对外面情况反应镜里一目了然，全部机件精良，马力强劲，所以能风驰电掣冲过袭击圈脱险，安抵增城县城西门。其时已近黄昏，天色将瞑，司机仍因惊惶未定，误将车驶落西门桥头左侧的斜坡上。

车轮因受砂石所阻，不致跌落桥下，陈氏夫妇受碰撞时手足及其他部位略有轻伤，即由司机爬出开车门，与随员搀扶陈氏夫妇下车跨步上桥头，稍拭衣服。桥头附近就是广增公路汽车站，当时有岗警巡逻，瞥见他们站在桥面上，手足带有伤痕，以为发生打架受伤。遂上前查问，叫他们到增城公安分局处理。

陈的随从副官即趋前行近警察身边，附耳细说站在桥头这位就是陈济棠总指挥，巡警骤听之下，即飞奔县府报告县长方廼斌，方得悉后，不敢怠慢，立即率领武装随从驰赴西门接驾。县府没有汽车，只好护送共同步行到衙，并马上宣布戒严，加派军警守护全城，巡逻无间。陈氏夫妇抵衙后，即电广州总指挥部及宪兵司令林时清，询问广州情况，电复如常安谧，陈乃放心。并命即派铁甲车及武装军宪来增城，护送回穗。星夜已赶到县城的铁甲车有20辆，满载军宪，驻城候命至天明。

当晚陈氏夫妇因受轻伤，着召医生来衙敷治，方县长报告县城尚未有医院设立，亦无私家医务所，但有老教头黄金桐善医跌打创伤，可召来诊治。陈同意乃召来衙施以敷治，敷药后，不一会，果然药到渐见效应，舒缓了受伤部位的痛苦，陈氏夫妇甚为满意，莫秀英即掏出白银若干酬谢黄教头。翌晨，黄教头再赶来衙复检，并带其秘制的神效跌打丸十枚奉送陈氏，以备不时之需，陈笑纳之。

鉴于增城无医院之设，对公私不便，陈氏夫妇即捐助白银五千元给县府着即筹建救济院，并命将增城西园挂绿荔枝每年所得标投的收益款项，全部拨归救济院作经费之用，方县长唯唯遵命办理。早餐既毕，诸事停妥，即告动身，陈氏夫妇及随从副官等，仍乘其原来小车回穗，由20辆铁甲车及武装军宪开路护送，浩浩荡荡，返回广州。

增城救济院的兴建，实由于陈氏夫妇往罗岗赏梅花，中途遇袭，并负皮肉之小伤觅医院而未有，故捐资兴建。以增城当时县财政之力，实难筹建。有了捐资之款，县府随即招标承建动工，翌年便告落成启用。救济院开办以后，大大方便了群众治病，民众莫不称善。直至中日爆发战争，县城沦陷前夕才告停办。抗战期间，救济院遭日军飞机炸毁，夷为平地矣。

“东圃事件”的内幕

陈济棠回到广州后，大发雷霆，着林时清抓番禺县长严博球前来问罪。当时东圃至罗岗洞一带是属番禺县管辖的，旧称禺北，当地出事，当然唯地方官是问。原来造成这件事故的内情是这样的：陈济棠夫妇前往罗岗赏梅那一天，恰巧陈塘名妓花云仙姐妹与押客多人也同时乘车前往罗岗游玩，当汽车经过石牌山顶附近，突遭匪徒截劫，幸司机机警，开快车直冲而过，并沿途大声呼叫有土匪抢劫.

那两部也是黑色的匪车追赶不及，又见广州方面有车尾随而来，感到形势不妙，至棠下便绕路他逃了。花云仙等人到东圃路口时，便即向驻在路旁的政警中队报案，是时适有两部黑色小汽车由棠下方向驶来，花云仙等人在惊魂未定中遥指那两部车误认是匪车，中队长曾宇亮便派小队长黎仲杰率领一些警兵在路边伏击，遂出现本文开头所描述的情况。

严博球曾在陆军小学当过教官，是陈济棠的老师，这次见陈济棠，被罚立正近半小时，他身躯肥大，站立如此之久，确实痛苦不堪。他等到陈济棠怒气稍为平息后，才将此事造成误会的经过申述清楚。后来，责令严博球将曾宇亮、黎仲杰二人扣押，由新造解来广州交宪兵司令部审理法办。

番禺县政警大队长曾谷民是曾宇亮文叔，他认识到事件之严重，便去电族兄军界名宿曾友仁求援，曾友仁邀约第三军驻东江地区的五个团长前来广州与林时清研究案情与对策。林经过实地调查及详细审讯，确认此事纯属出于误会，并非预谋刺杀。于是将严博球、曾谷民撤职，判处曾宇亮、黎仲杰各服一年徒刑，交广州第一监狱收押执行，此事告一段落。当时报纸闹得纷纷扬扬，称之为“东圃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