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城始建县史料考辩及建县年代的商榷

拙作《关于增城置县始于何时的我见》承《羊城今古》杂志发表后①，我又在该杂志上读到了老学长曾昭璇教授《增城县建置时**》，与增城梁端文同志《关于增城建县年代的商榷》两文②。另据所知，我省高校也有数位教授，分别就此撰文提交增城市志办或发表于有关刊物，提出不少宝贵意见。学界如此的热忱关注，诚当感谢杂志编辑部的重视与推动。为使讨论深入一步，我拟就“梁文”提出的存疑，再抒两则陋见。

一、关于《后汉书 郡国志》以永和五年为断限，“在理论上是否说得过去”的问题

我理解，梁君所担心的“理论”上说不过去，是指作为一部断代史的《后汉书》，其年代下限应至献帝延康元年（220年）后汉终结为止，如今王一洲等偏说该书“郡国志”，断于后汉中期的顺帝永和五年，岂不有违断代全史的原则要求？应当说此一责疑，纯属依循逻辑的一种简单推理，它对于古史地专业工作者来说，是“不在话下”的多余；

但对为数可能多得多的非专业工作者来说，却又是极其自然的思想疙瘩。记得拙文《我见》在表明我同意王一洲观点所持的论据时，曾提到“增城县前汉志无，后汉志有；前汉志郡国户口断于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后汉志郡国户口断于后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③，乃是“史地学界的两点共识”。“共识”者是指从事古史地研究的同人，对此早已取得完全一致的认识，毋需在这两问题再去争辩了。

通俗点说，这是读“两汉志”应具的常识。当王一洲以清人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之“本志以永和五年为断”，作为他否定“建安六年”说的论据提出后，所有参与本题讨论的高校史地界学人，均未对它提出过任何异议，可见上述的“共识”似不宜置若罔闻。要问清人方恺或王先谦的《郡国志》“以永和五年为断”依据是什么？

依据便是司马彪在该志首条“河南尹”（洛阳）下，已醒目标明“河南尹，二十一城，永和五年户二十万八千四百六十六，口百一万八百二十七”④。为省略冗句，河南尹以后的各郡户口数前，志文作者均有意地不再重复“永和五年”字样，而以该志五末段总结的“至于孝顺，凡郡国百五，县、邑、道、侯国千一百八十，民户九百六十九万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万二百二十”，作为必要的首尾呼应。

粗心的读者往在不明先贤行文笔法，即使面对着依据，也还要问个“依据何在？”甚而至有人据上引志文数字，再逐条核对，认为“基本相符”后，尚抱怀疑，这显然不是科学态度。我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已故中山大学梁方仲教授在他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这部巨著时，也触及到了我们争议中的本题。

该书页20—21甲表《后汉各朝户口数每户平均数及户口数的升降百分比》中，即将上引《郡国志》末段总结的孝顺户口数、列入顺帝永和五年一栏，并和顺帝永建元年（126年）户口数作了必要的对比。方仲教授特加以注称“此两数与后汉书郡国志5所记永和五年的户口数几乎完全相同（只户数差8000），仅见于陶栋辑《东观汉纪》，其他各书俱不载。

陶书注明此条乃从后汉书辑出，但检视后汉书顺帝本纪及郡国志注，却未查出此条原文，俟考”。应加注意的是，梁教授提到的有关数字乃本自《东观汉纪》，这与《郡国志》断于“永和五年”说就更具不容置疑的权威性了。因为该书是由班固、刘珍、卢植等人陆续编定的一部具国史性质的官修史书⑤，共143卷，向被视为东汉史料总汇，魏晋时修后汉史者无不取材于该书。

既然司马彪《郡国志》取断于永和五年不容置疑，那么这种取断所造成的遗漏，是否就“按理说不过去”呢？我想说不说得过去，先要看按什么理。首先，彪志有“阙漏”，且“不可悉纪”，首注者南朝梁人刘昭早有明言⑥。拙文《我见》也曾转引清人毕沅、洪亮吉、吴翊寅三位之“不详安顺以后”、“先详后略”、“安顺以后，郡国分并，概置不书”等等的批评，这是无可讳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