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增城县志》难能可贵的务实

新编《增城县志》最近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拜读了这部150万字的县志，颇有感触。我觉得，编写新方志，不仅要考虑如何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一地的自然与社会历史全貌，而且必须考虑如何用较好的形式去吸引读者，让读者读后有满足感，或得到某种启示，从而让志书获得最佳的社会效益。

强调方志是历史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梁启超早就说过，“方志之学，非小道也”，它与“民之荣瘁、国之污隆”有着密切关系。应该说，这一说法或类似的说法鼓舞着当代的修志工作者。特别是江泽民同志说过：“修志工作是一项不容易引起重视的重要工作。各级领导要把修志工作当作一项重要的事业来抓，并切实抓好。”

各级领导的重视使修志工作者怀着高度的责任感、荣誉感去搜集资料、编纂志书。增城市（县）的修志工作者也是这样，在市（县）负责人的领导下，以主编徐亮，副主编王一洲、张水才等为首的县志编辑部，及县志办公室全体人员，发动了全县各条战线的修志工作者，自1988年起便开始采访调查、搜集资料，足迹印至惠阳、佛山、广州、天津、上海、北京等地，积累了近900万字的资料。

特别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县志办主任林宝森带领编辑人员，骑自行车到农村、圩镇，采访一些重大事件的亲历者、知情人，经无数艰辛，搜集到文献中缺载的重要资料12万字。不受书籍、报刊资料的局限，注重采访调查；这正是他们务实风格的体现。获得资料后便是艰辛的编写过程。此中甘苦非在基层修过志者不会了解，尤其是方志既定理论与务实的抵啎，真是一言难尽。我们从《增城县志》的篇目设置中，也可以看到编写者编写过程的务实风格。

编志过程中，必然会碰到既定的“科学分类篇目”与系统记述某事物的矛盾。能不能从务实的角度去“通融”一下篇目呢？我想起了20年代在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方志学的吴宗慈教授（1879～1951），他强调志书的实用价值，主张“修志以实用为归”。30年代编写过《方志学》的李泰棻教授也说过：“方志者，乃记载及研究一方人类进化现象。”这是要以动的观点研究一方之史。二三十年代已有人这样提出，今日岂能不正视呢？

怎样以动的观点反映，怎样以“实用为归”？我看应该务实。而要务实，首先会反映在篇目设置上的突破，或者叫“破格”。在《增城县志》的篇目中，我看到了突破。该志在分类排列的“卷”这一层次中，设了《国民经济》、《荔枝》、《“文化大革命”与拨乱反正》这三个与其他并列类不同类别的卷。

《荔枝》虽说可看作是突出地方特点的“升格”但其实也是“父子同堂”的。如连着《国民经济》看，使是“爷孙同堂”了。《“文化大革命”与拨乱反正》与其他卷比较，便是“纵横共席”了。然而，篇目的“科学分类”只是人们定的，为了更好地反映历史，自然也可以由人们去改变一些既定的篇目框框。

为更好地让读者了解全县国民经济总体面貌，《增城县志》设了《国民经济》卷，起到概括、综述经济部类的作用。编写过程中，编者费了心思作了一些数据转换，除采用建国后的统计指标（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工农业总产值等）外，还采用国际统一的统计指标，把国内生产总值进行统计（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等），并按1990年不变价折算出来，从而更好地反映了经济发展前后对比的真实情况。

这个设置克服了横分“伤于散”的不足。当然，办法不仅这一个，但这么设置也可见敢字当头的突破。为了让读者系统了解“十年浩劫”对全县的负面影响，《增城县志》设了《“文化大革命”与拨乱反正》卷，这也是敢于突破。“文化大革命”与其他“运动”有所区别，这是中国人都理解的，这个“革命”如果在志书中不集中记述，可以说是有愧于后人的。怎样记？委实费了修志专家们不少心血。

放在政党卷中？放在政府政事篇章中？其实都不大恰当，也难以写得全面。设专章专卷去记？不少人都碍于篇目分类这个框框，不敢为之。《增城县志》敢于突破，设了专卷。为了现实的需要，为了读者的需要，何必拘泥于习惯“模式”？读地方志主要看内容，而不是主要看形式！回想一下当代修志的最初几年，为搞篇目而翻来复去，有些行业竟改了七八次篇目，直到编写时才知当初的折腾并非务实之举。

费时失事，可叹！即使篇目很“科学”，很“好看”，但写起来别别扭扭，读起来左翻右翻才有个概括印象，社会效果便不见得好。所以，务实的篇目设置是值得我们重视的。看《增城县志》的章节，也可见务实的设置。如：《建置?区域》的《各镇简况》章，《风俗》章的“新风尚”节，《民政》卷中的“老区分布与简介”节，《文化》卷中的《民间传说与故事》章、《地方志编修｝）章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设《地方志编修》一章，这是对既定习惯的挑战。当代编修新方志作为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理应理直气壮地列入文化卷中大书一笔，好让后人从中了解并吸取经验教训。但习惯上（方志界自定）搞个“修志始末”附于书末，真有点灰溜溜之感。从眼下的阅读习惯来说，一般读者会觉得书末记的都是与主体记述关系不大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