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城市猪倌游国敏九年间的悲欢离合

“你们别心存侥幸了，(我们)不会再像之前那样，这次没有例外。”手执拆迁承诺书的政府人员对游国敏如是说。47岁的重庆人游国敏知道，这次增城拆猪场似乎动了真格，他的两个猪场“保不住”了。而从2005年开始，增城两度传出猪场要拆迁的消息，最终都不了了之。这样的消息让游国敏两口子坐卧不安，因为就在这次拆迁政策出台前不久，夫妇俩盘下了位于小楼镇二龙村一家偏僻猪场，投资近70万元。2012年年中，增城政府方面给出的消息显示，游国敏还有约一年的时间处理掉未出栏的肉猪，而母猪和公猪也有适当的补贴，但经过反复计算，关闭猪场以后游国敏将会背上近20万元的债。

为了生计而拼命的农民

游国敏是个天生对某些数字特别敏感的人，他算账算得特别清楚。记不清结婚纪念日的他仍旧记得，21岁结婚那年，他还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缴纳了50元罚款，才领到了结婚证。小儿子出生，他交了1050元罚款，其中500元是从农村信用社贷的。细心的游国敏几乎能说出这辈子里，遇到的每一件大事所花费的每一笔钱。一分一毫他都花得小心翼翼。游国敏对此解释，自己是穷怕了。

前半辈子游国敏几乎都在种地，水稻一年一收。一家四口三亩地，每年只能赚3000元。不过他天生是个生意人。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从湖南人那里学会了做鞭炮，从此之后，白天忙农活，晚上做鞭炮至凌晨两三点，有时候甚至通宵。上世纪80年代生意好的时候，卖鞭炮一年能给游国敏增加几千元收入。“没有理由有钱不赚。”游国敏说，1987年和1990年，两个连续诞生的孩子给原本清贫的家庭更添压力。

长期与各种化学品共处一室，游国敏的皮肤被熏得很黑，色素至今未退，手上还有被烟火炙烤后留下的伤痕，成片皮肤褶皱连在一起。由于没有系统地学过做鞭炮，游国敏总共被炸伤过3次，所幸做鞭炮时每次拿出的火药量并不多，几次事故他都死里逃生，住进医院，活了下来。

“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打(管理)得越来越严。”游国敏说，上世纪90年代，制作烟花能赚钱的消息在梁平县迅速传播，大大小小的作坊一家接着一家开，但由于并非所有的人都和他一样小心，一样幸运，有些人被炸断了手脚，有些人被炸垮了房屋，还有一些人断送了性命，一场严打在当地就此展开。

外出养猪两年亏8万元

鞭炮生意被严打之后，游国敏有不少老乡开始另谋出路。但游国敏已是将近40岁的人，除了种地和做鞭炮，他什么都不会。所幸早先一批南下闯入增城的老乡给了游国敏一个思路。听说在那里养猪的生意做得不错，游国敏在家和老婆思索了几个月后，终于在2003年11月来到增城，把一双儿女留在了重庆。游国敏的抉择并非没有原因，因为之前他也养过几只猪，算得上有所了解。

18万元的投入也并非儿戏，10万是他多年仅剩的积蓄，还有8万块钱的外债。在老乡的帮助下，2004年5月，三排猪舍，几间平房，20多头母猪，游国敏的新身份便落实了———猪倌。刚开始经验不足，游国敏第一次给20多头母猪配种并不成功。除了三头没有配上种外，其余的大多只有两到五头猪崽。养猪户们的说法是，扣除掉没有配上种的母猪，产仔的母猪至少要生8到10头，否则就有亏本的危险。

母猪产崽少，偏偏又碰上猪价低谷。游国敏说，2004、2005年两年，生猪的价格只有3.5元一斤，“那时只要是养猪的人都亏了”。就这么失败着，学习着，再失败，再学习，2003年至2005年，游国敏一共损失了8万块钱，借来的外债，全部赔光了。游国敏说，这时想到更多的是放弃，至少还有10万的本钱，还了外债还剩两万，回家也可以做点小生意。

在同乡的劝说下，没法厚着脸皮再找同乡借钱的游国敏，最终还是张口又借了几万元。2006年中，游国敏记得，猪价不再低迷，持续一年多3.5元一斤的生猪价格开始一毛一毛地往上涨，而那时候养猪成本还不高，游国敏的幸福日子突然来到，他自己都没想到，欠的债务一下就还清了。游国敏就此华丽转身成了游老板，至少附近的村民或是村里的干部找他谈事儿时，都这么喊他。

2008年后的疯狂猪价

游国敏的幸福生活远没有结束，还清债务只是一个小小的开端。从2007年起到2008年，猪价一路疯涨。从2006年的每斤5元一直涨到了2007年12月的10元，而这个高位一直持续到了2008年6月。一头生猪的利润轻松地突破了1400元，游国敏成了名副其实的游老板。另一大利好消息是，国家为了控制猪价，从2007年起，对于生猪养殖开始进行补贴，鼓励养猪，每头母猪50元。

从增城市统计的一项数据不难看出，养猪确实是赚钱的，因为在2005年时，增城市共有猪场1850家，而2009年便增长至3125家。借着高位的猪价，游国敏卖掉了那台令他厌恶的无牌摩托车，再也不用担心上街被交警查处，花费12万8千元，购置了一台尼桑牌小车。幸福的日子就这么跟着猪价一路高歌猛进，虽然在2008年后，大批的猪场在增城遍地开花，但这并未影响到游国敏的生意，“猪价高就赚多点，反之赚少点，我心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