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9月3日，广州媒体报道，增城准备修一个挂绿湖，要征不少地、拆迁不少房屋。与一些地方的暴力拆迁不同，增城采取了亲情“动员”，就是让一些政府公务员或教师去做他们的亲戚的工作，按照一个居民的说法，他们天天来家里做工作，“有时还不止他们，连他们的上司、上司的上司都来了，最多的时候20来个，一屋子人。” “被亲人催逼的滋味很不好受，尤其还是逼着你放弃房子，人都是要讲感情的。”而那些公务员或教师压力也很大，“没搞定就不用再回去上班。”以致有人自掏5万元腰包给亲戚，“这才完成任务回到单位正常上班。”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以前到处都有，尤其是一些中原省份，没想到增城现在也这样了。 看到这样的新闻，首先想到一个词：连坐，尽管谈的不是犯罪，但性质似乎有相通之处。另外就是想到了那位美国的“叛国者”斯诺登：要是美国政府给斯诺登的父亲施压，要他去动员斯诺登回来，会怎么样？相信会受到老斯诺登的迎头痛斥。老斯诺登的理据和底气又何在呢？ 估计是第一，斯诺登的所作所为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没有任何义务去动员他回来；第二，我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政府没有任何理由给我施压；第三，我的权利受法律保护，因此对政府的施压完全可以嗤之以鼻、不予理会。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理据和底气，美国政府至今也没有对老斯诺登采取“连坐”措施。 回到“挂绿湖拆迁”的事。亲戚拆不拆迁跟我何干，凭什么要我去做工作？而且不做还不行。我没有违反单位的任何规章，凭什么（不完成动迁任务）就要我“不用回去上班”？最关键的是：凭什么要我去做这样的事？为什么我不能拒绝？估计很多人会在心里这么想，但估计没有一个人敢这么说，尤其是当面对领导说——换了是我也不敢。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我想无非是因为我们行政部门的权力实在是太大了，而普通老百姓的权利又太弱了；在某些地方、某些事情上，一切都是权力说了算，而不是权利说了算！也许有人要说，为了加快建设步伐，政府难道不应该这么强势吗？——就像有关领导说的，“强势宣传发动和教育引导，强势引导公职人员带头拆迁，强势实施奖惩措施。”也许吧。 但是这却昭示了另一种价值取向，那就是：为了某种宏伟蓝图，个人的权利是可以被“强势”牺牲的、轻视的、不必那么尊重的。有了这样一种价值取向，那么公权力针对私权利的种种过界言行，就都是自然而然的了。针对公务员或教师对这种亲情“动员”感到压力，有领导说“这是一种思想落后的表现”——这是教育大家要大义灭亲啊！ 的确，大义灭亲的高尚思想曾经很流行，问题是，今时今日，在这样的关节眼上，如此说辞，让人信服吗？近年来，各种“逼迁”手法层出不穷，比如断水、断电等等。如今，又将被拆迁者亲属绑上拆迁的“战车”。尽管这种做法外表看来比那种动辄碾压的血腥要显得文明、温和，但实际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这背后是政绩与伦理的双重错位。 通过一系列利益威胁，迫使被拆迁民众的亲属劝说，甚至不惜采取连坐式“严肃处理”，此举显然违背了伦理道德，当地政府只顾自己的政绩需要，牺牲的是大多数人的良心和亲情。家庭成员间由亲情维系，这是人的天性，人们不可能义无反顾地舍去亲情，任何公权力部门都不该挑战基本的情感和社会关系。 遗憾的是，面对增城市政府疯狂上演的“亲情逼迁”闹剧，法律竟然失声，针对权力的监督体系也保持沉默。将权力关进法律的笼子里，此刻，权力已经冲出既定轨道，出现了政绩与伦理的双重错位，笼子又在哪里，谁又来将权力关进笼子？ 广州增城曝出“亲情逼迁”这一模式其实并不新鲜，甚至可谓“复古”。早在10年前，湖南嘉禾曾经因为“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张狂的拆迁口号，因为滥用政府权力的“连坐”制度，引发全国关注。简单地说“复古”，其实也不尽准确。这一手法并非重新抬头，事实上，这些年来，在一些中小城市的拆迁中，一直若隐若现，“阴魂”不散。 这一“经验”中，众多公职人员往往被迫成为政府动员拆迁的排头兵。但是，嘉禾事件中明明已经遭到谴责和唾弃的“连坐”制度，却在增城事件中卷土重来，甚至有明文规定，“公职人员未能完成征拆任务要处理”。这一现实折射出什么？ 首先是基层政府“人治大于法治”的根深蒂固的现实。公职人员的责、权、利本由法律所规定和保障，但在部分基层政府膨胀的权力下形同虚设；而增城之外，被裹挟到拆迁行动中的公务员，则面对着种种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潜规则”。 其次是对“人性关怀”的漠视。“亲情逼迁”，对拆迁者及动员者双方而言，都体现出冰冷机械的粗暴，有违“以人为本”的历史潮流。比如在刑法领域，无论是疑罪从无、无罪推定的原则，抑或“近亲属可拒绝作证”的修正，都体现了人性关怀的进步。然而这种进步似乎并未被部分基层政府所感知。失去了人性关怀，原本乡土中国重要传承的亲情伦理，不得不被迫面对着与“自身权益”痛苦的选择。 作为基本原则，即便是正确的目的，也不应该通过不正确的手段来达成；不能因为没有引发严重后果就放松对错误的追究。这些年来，更多见的是在土地财政、政绩工程、粗放式管理等诸多不合理因素驱动下的违规强拆。有意味的是，与同为痼疾的腐败相比，“违规拆迁”模式并不复杂，甚至千篇一律的，诸如拆迁征地本身没有合法手续；拆迁补偿不合理；隐现的拆迁“黑恶势力”等。 “亲情逼拆”也正是其中一种。病症清楚，下药理应容易。我们其实有完备的“拆迁法”，但一再的强拆悲剧却告诉我们，疗效并不明显。因此，增城事件引发的追问是：法律为何在基层难以奏效？人治的坚冰如何打破？如何突破地方利益彰显监管的力量？越界基层权力如何治理？我们缺少的未必是制度，而是行动的决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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