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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原增城市委书记曹鉴燎的深贪猛腐“经济学”:拒提拔又屡被提拔

14-11-6 05:37| 发布者: lujunfei| 查看: 835| 评论: 0|原作者: 计永胜/郭喜林

摘要: 2014年10月份,广州市原副市长曹鉴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为官近30年的曹鉴燎,历任镇党委书记、三个区“一把手”,又官至广州副市长,在新城开发、旧城改造中滥用权力疯狂敛财,涉案金额 ...
2014年10月份,广州市原副市长曹鉴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为官近30年的曹鉴燎,历任镇党委书记、三个区“一把手”,又官至广州副市长,在新城开发、旧城改造中滥用权力疯狂敛财,涉案金额高达近3亿元。“升官发财”,这似乎是古往今来许多为官者的价值观:花钱买官,继而买官敛财,敛财后再买更大的官,紧接着聚敛更多钱财……从而形成官越做越大、财越敛越多的“良性循环”。

但是广州“亿元市长”曹鉴燎却走出了一条全新的“贪路”:在长达20多年的贪腐历程中,拥有高级经济师资格的曹鉴燎始终不忘“按经济规律办事”,始终坚持驻扎在素来号称腐败重灾区的旧城改造项目上不动摇,甚至为此三番五次拒绝组织提拔,一“腐”就是二十年。找准目标、深贪猛腐、不求升官、就地发财,是“亿元市长”曹鉴燎发明的新腐败经济学。

曹鉴燎新腐败经济学有着其内在的必然成因。首先,手中的权力是贪腐的资本,而且越是手握财权、独当一面的职务就越有进行贪腐的条件,主管旧城改造工作就是这方面典型。曹鉴燎心里明白,如果官升上去了,就不能主管旧城改造了,“捞钱”的机会就少了,这当然不合曹鉴燎的心思。其次,一个官员在一地经营多年,建立起庞大的社会关系网,当地的财团商人都能称兄道弟,当地的大小官僚都是老亲少友,这样的环境更容易提供腐败的温床。

假使拔擢到异地,人生地不熟、不贪不甘心,贪污怕举报,这样的环境实难令曹鉴燎称心。“亿元市长”曹鉴燎的新腐败经济学是对官员升迁体制的嘲讽。要铲除曹鉴燎之类的毒瘤,不仅要将他们手中的权力彻底的关进制度的笼子,还要加强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也应当试行官员岗位流转制度,不让一个官员在一个位置、一个地方呆太久,彻底铲除其就地发财的温床,让新腐败经济学就此绝迹。

我们真的不知道那些贪官有啥能耐,没有一个不是被带病提拔的。而且广州市原副市长曹鉴燎更胜一筹,人家是为敛财屡拒提拔,但却又能屡被提拔。因此,其中背后的魔影与猫腻实在让公众纳闷。据媒体11月5日转载新华社报道,近日,广州市原副市长曹鉴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为官近30年的曹鉴燎,历任镇党委书记、三个区“一把手”,又官至广州市副市长,在新城开发、旧城改造中滥用权力疯狂敛财,涉案金额高达近3亿元。“小的不贪贪大的。”在接受审讯时,曹鉴燎直言不讳地说。在长达20多年的贪腐历程中,拥有高级经济师资格的曹鉴燎始终不忘“按经济规律办事”,甚至为此三番五次拒绝组织提拔。

记者从权威渠道获悉,在沙河镇任党委书记、镇长期间,有关部门几次想调他上天河区,曹鉴燎竟表示“不愿意”。舍不得走,不是为了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而是因为镇领导位子“含金量”更高。由此可见,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小官,却有着大贪的不俗表现,竟然超过了原国家发改委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的2亿元腐败金额;由此可见,贪官们完全可以实现小官大贪的目的。

因为他们心中有“按经济规律办事”的贪腐原则。然而,我们公众却弄不明白,为啥贪官们总会被上级领导器重?尤其是这个曹鉴燎,他三番五次地拒绝提拔重用,并不是他多么高尚与谦虚谨慎,而是为了安稳地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但是,上级有关部门和领导却像中了邪一样,非要提拔重用曹鉴燎。为什么就不能在他拒绝提拔之后派人对她进行一番社会调查,摸一摸曹某人的真实底细?为啥组织信任与重用提拔如此没有原则性?

因此,我们公众不得不怀疑,组织上的重用提拔是不是某高层领导特意安排的?曹鉴燎如果没有“上层路线”,又怎么会三番五次被提拔?难道,这仅仅是蹊跷吗?这说明,我们的干部提拔任用制度存在这群里寻租和权钱交易的漏洞;这说明,“一把手”的权力腐败在所有腐败案件中占据着相当大的比例;

这说明,反腐败必须认真总结“一把手”腐败的经验教训,必须用党纪国法去防范各级地方党和政府以及各职能部门“一把手”的群里寻租与权钱交易腐败;这说明,必须用党纪国法明确限制“一把手”过分集中的全力,必须是当地削弱“一把手”的独断专横行为。而且,必须依法依规对“一把手”的从政绩效进行年度经济审计报告,对于弄虚作假的审计报告必须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只有依法行政和依法治官,才能使依法治国迈向法制化的管理轨道;只有严格依法行政,才能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因此,有必要在反腐败工作中进一步明确各级官员的岗位职权范围;因此,有必要实施权力清单制度。也就是说,只要官员被提拔重用,只要有了新的领导岗位职责,就得签署权力清单告知责任制;也就是说,必须首先让官员们知道自己应当敬畏那些责任与义务,必须让官员们明白权力与法律责任之间的关系,必须把违法犯罪的红线划出来,让官员们时刻守住底线。

可以说,只有依法行政,才能分工明确、职责明确、法律责任更加清晰,才能从根本上预防腐败;可以说,用党纪国法和制度反腐,必须把重担放在预防犯罪方面。只有在权力清单上把违法犯罪的后果讲清楚,各级领导干部才能把反腐倡廉的党纪国法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只有把权力与风险责任进行事先警示与提醒,才能让各级领导干部在思想和行动上警钟长鸣。

如果不在依法行政和依法治国中实施责任追究,就无法使依法行政和依法治国真正得到贯彻落实;如果不把权力和责任追究结合起来,就难以以做到权责分明和奖罚分明;如果不把各级领导干部的人事推荐任命和责任追究结合起来,权力寻租和权钱交易就不能依法依规得到根本遏制;

如果我们把控制权力的口袋扎紧,腐败的病菌才能难以侵袭我们党和国家的肌体,才能最有效地确保党和国家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受侵犯,才能真正把曹鉴燎这样的腐败分子及时地挖出来,而绝不是让他三番五次拒绝提拔,更不会让他被带病提拔重用。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是非。”我们只有从一次又一次的反腐败斗争中吸取教训,并不断对完善我们的法规与监督制度,才能真正做到居安思危和拒腐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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