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10月份，广州原副市长曹鉴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为官近30年的曹鉴燎历任镇党委书记、三个区一把手，又官至副市长，在新城开发、旧城改造中滥用权力疯狂敛财，涉案金额高达近3亿元。为坐地敛财，曹鉴燎三番五次拒绝组织提拔。尽管近两年被抓的贪腐官员如过江之鲫，曹鉴燎案“亮点”之多仍令人咋舌：3亿涉案金额、将腐败当产业运作、上级给下级送钱等等。 这其中，最令人拍案惊奇的是数次面对升迁调令时，他都断然表示“不愿意”。当官当到这份上，不说空前绝后，也是当世罕见。新闻中有个细节极其讽刺，村民回忆称：“20多年前曹鉴燎通过下属让我们联名写信挽留他，当时不懂什么意思，现在想来真是荒唐。”舍不得走，不是不喜欢更高的权柄，不是想扎根基层为人民服务，而是因为当时的位子“含金量”更高。这正应了民间俗语：宁坐肥的椅，不做大的官！ 曹鉴燎纵横官场30年，可谓边腐边升的典范。其中首要原因是以前反腐力度不够，制度篱笆不牢，但有些地区选拔干部时遵循的畸形政绩观更难辞其咎。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是考核基层领导干部的主要依据，gdp成了一俊遮百丑的硬指标。曹鉴燎的贪腐产业链经营得风生水起，土地拍卖、开放、炒作一条龙，别的干部啃不了的硬骨头，换他来迎刃而解。 在上级眼中，这样的干部自然是“能人”，当然要重用，而背后有多少肮脏交易、伤害了多少群众利益、侵吞了多少国家资产，都被华丽的报表掩盖。曹鉴燎拒绝提拔是“按经济规律办事”，后来又同意提拔了，是发现了更赚钱的机会，也是“按经济规律办事”；而上级之所以提拔曹鉴燎，同样是“按经济规律办事”。可以说，是畸形政绩考核纵容了曹鉴燎，造就了曹鉴燎，最终也毁了曹鉴燎。 2013年，由清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院校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统计过去10年间中国283个中小城市市委书记、市长的政绩和升迁结果：“如果领导任期内gdp增速提高0.3%，提拔概率高于8%；而那些注重民生和环保的领导，升迁概率是负值。”这样的结果令人痛心——后者未必都是清官，但前者热衷于大拆大建的，贪腐违法几率也同步增加。 去年年底，中央发文提出政绩考核要突出科学发展导向，选人用人不能简单以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论英雄；今年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决定提出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追责制度。一系列举措给那些表面看“有魄力、有能力”，实际上或追求短期政绩，或谋取个人利益的官员敲响了警钟。考核评价体系重建，曹鉴燎之流的优劣要重新认识，坐地生财、拒绝提拔的戏剧情节应该只存在于舞台上、小品中。 案件本身的看点，并不只是曹鉴燎贪腐数额巨大，更引人注目的是其任沙河镇镇“一把手”期间屡次拒绝组织提拔，只为留在基层一心“敛财”。显然，曹鉴燎并非高风亮节，而是将公权当作“敛财工具”，不肯放手。屡拒“升迁”机会，只因金钱诱惑大过“官位”。其中不难看出,曹某早已把组织的栽培和信任抛之脑后，忘了自己的公仆本色。 有着高级经济师资格的他，却将专业知识用于中饱私囊，无论是出让土地，还是项目开发，打着发展与改造的旗号，却擅用国家利益巧取豪夺。毫不夸张地说，曹某的行为与其说是“疯狂”，不如说是“嚣张”，为官30载却贪腐20年，不断变化“手法”来满足一己之私，不难想象，这样满心钻营的人，谈何“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纵观案件始末，拒绝“提拔”，仅仅是曹鉴燎的一面。与大多数贪腐官员一样，曹鉴燎贪财好色、“门客”众多。权钱交易在他看来，已是自然，既被“照顾”当然要“感恩”，正如曹自己所言：“跟老板混在一起，慢慢就会职务不分、身份不分、立场不分、吃喝不分、钱财不分，慢慢就把自己和他们等同起来了。”不难看到，思想和身份的双重错位，是导致曹鉴燎不断上演“疯狂闹剧”的直接诱因。 但在曹的“疯狂”背后，尤须反思缘何其能够“边腐边升”。假若不是冼村班子被一锅端，曹鉴燎仍旧会戴着面具继续表演下去，当“权力”无法满足“私欲”时，曹便会将重心转嫁到“提拔”上来，若是那样势必后患无穷。对付曹鉴燎之流，还须从严格日常监督与完善考察机制上来着手，打破“唯能者上”的单一标准，不但要看表面“实力”，更要看真实的“定力”，以此才可谓全面认识干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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