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市增城区市民方先生因为和几个朋友打10元赌注的麻将，被警方行政拘留了3天。事后他认为公安违法，提起诉讼。增城法院审理查明，打10元赌注麻将，自摸一次最多可赢300元，且在赌博现场已查获赌资累计800多元，“赌资较大”已构成赌博，因此一审判决驳回了他的诉请。 方先生称，2015年1月8日晚，他下班后到增城荔城街一个朋友处与几名同事打麻将。当晚10时左右，当地派出所民警到该处巡查，以其参与赌博为名，将他和几个同事以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为由，决定处以行政拘留三日。方先生之后被送往增城拘留所拘留三日。但他认为，打麻将只是公司同事之间工作之余的娱乐活动，并非赌博，公安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缺乏事实依据。
方先生于是将增城公安局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公安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行为违法。公安则辩称，方先生等人是“以打麻将的方式进行赌博”，公安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增城法院审理查明，当晚被查的共有方先生等8人，两桌麻将。公安当场缴获了方先生一桌的赌资840元，另一桌赌资690元和两张电动麻将桌、四副塑料麻将赌具。 法院认为，方先生等人的行为，已构成赌博的违法行为，公安对其行政拘留3日并无不当，于是判决驳回方先生的诉请。打个麻将就被拘留，估计不仅当事人心有不服，其他围观此事的人，大多也时带着愤愤不平而来，这也不禁让人想到此前同样引起争议“大学生炸金花被拘半月”案。对于此类的案件，需要多维度的打量。 若是从法律层面讲，“10元麻将被拘”，显然有着足够的法律依据，正如法院所认定的，以营利为目的，为赌博提供条件的，或者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而从现实生活常识来看，虽然赌博被视为一种恶习的存在，但“小赌怡情，大赌伤身”说法的流行，也说明赌博与娱乐之间，是存在明显的交集的。 如果因为“娱乐”式赌博，而被扣上违法的帽子，肯定是当事人所不能接受的。事实上，行为正当不正当，更多时候，是一种外来力量的赋予，本身并没有价值判断的基础，就像卖淫，它在一些国家被视为非法行为，但在另外一些国家也可以成为一种合法的交易。所以，从这件事来看，这其中还存在一个认知问题——打麻将打牌，已然成为一种见怪不怪的存在，如果因为某个人因此被抓起来，自然会引起一些情绪反应。 但是，无论如何，法律是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之恶”存在的，它既不能脱离于现实，也不能被某种情绪所绑架。那么，就此事来讲，真正的问题在于，“10元麻将被拘”是否是一种“必要之恶”呢？从法律的价值来讲，它的本质并不是为了惩罚，而是经由国家制定和认可，并且能够调整人行为的社会规范。因为这样的内涵，决定了它的权威性和强制性特点。权威性的实现，除了庄严仪式下的赋予外，更需要在其内涵上正当和正义的体现。 于此而言，要观察法条的权威性，首先要看是否“合于理”。回到“10元麻将被拘”来说，一个直接的疑问是，当这种10元麻将“赌博”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存在，是否所有的此类行为，都能构成“聚众赌博”是事实？如果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违法事实”，又如何保证一碗水端平呢？或者说，如何说服此次的“10元麻将被拘”不是一种选择性执法的结果呢？ 其次，还得看是否“通于事”。从此案来看，虽然有《治安管理法》为法律依据，但是从条文内容来看，是有设定条件的，比如“赌资较大”，这只是一个粗糙的定性，并没有精准的定量规则，那么如何界定“较大”呢？再者说，即便可以找到各地自行设定的赌资标准，时过境迁下合理性又如何能保证呢？ 当“合于理”、“通于事”无法得到切实的保证时，所谓“自由裁量权”，便可能陷入选择性执法的简单粗暴，那么，便可能失却了“必要之恶”的意义和价值。于此而言，当此类案件频频惹来争议时，并非要去否认治安管理法中对赌博的打击，而是应该从现实的土壤中，以适时的调整，让“必要之恶”更具现实的操作性和司法价值。 游客在广场斗2元地主被拘留三日，涉事者将警方告上法庭，被判决胜诉；方先生和朋友打10元麻将被警方拘留3天，被处罚者认为警方处置不当，起诉至法院被驳回。两起案件判决，判决的依据同样是赌资，从赌资上看，胜诉的那起斗地主涉及409元，而败诉的方先生赌资是840元，那么，赌博和娱乐的分水岭到底是什么？ 法院称，按方先生和朋友玩的麻将规则，若“自摸”赢家可赢300元，属于赌资较大。显然，这样的推理很些牵强和搞笑，就像汽车轧死一只老母鸡，主人要司机连带赔偿母鸡日后下的蛋那样滑稽。对此，网友们的反应更是不屑，有网友说，按理论的上限算，2元的斗地主按遇炸翻倍，一盘下来，赢家也可以轻松过千。《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赌博的界定和处罚有规定，但“赌资过大”一词界限模糊，这给警方抓赌提供了较大的自主权。 怎么才算“赌资过大”呢？两起同性质的案件对比，公众没有清晰的法制概念，反而更迷糊了。可见，不但警方抓赌有自由空间，法院判决也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而公检法的这种自由，对娱乐者来说则是一种伤害。赌博是一种危害社会的非法活动，警方查赌博无可非议，但是，区别开赌博和娱乐，还真需要仔细甄别。 关于“赌资”问题，笔者以为，首先应当明确赌资的含义，只有参与了“赌”的过程，才能成为“赌资”，而非参与者随身携带的所有钱财。其次，“赌资大小”的界定，一是要根据参与者的经济收入状况，二是要参考当地消费水平，来综合衡量。但遗憾的是，相关的处罚法规中并没有明确的界定，警方抓捕后的处罚难操作，而法院判决此类案件也困难。因此，“赌资较大”须有明确说法，否则，警方执法的随意性就难以消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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