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听着增城解元胡庭兰、宋湘和林大钦的故事长大的。林大钦是潮州人，明嘉靖初年的状元；宋湘则是清朝著名的客家才子。民间传说很离奇，说林有换头术，而宋“爆肚死”（客家人骂人的话）。原因大概是他们两个都是忽悠大王，歪点子特多。 话说宋湘家乡镇上的一个日杂店老板姓钱，为富不仁，专干坏事，十里八乡的人恨之入骨，宋很想治一治他。有天，他得知老钱隔壁的理发店欧老板新近死了老婆，于是装成顾客，找上门来。在听了欧一番哭诉之后，宋湘一脸坏笑地安慰他说，“没事，我替你弄笔钱来再讨一个老婆。”他大笔一挥，写了一张状纸，叫欧老板拿着去告官。 状书上写道：“苏凉铺（旧时客家人指的日杂店），对面剃头铺，朝朝担水眼顾顾，定有缘故。”（意即欧老板老婆之死，很可能与钱老板有关，因为“据说”这女人每天早上挑水从他家店铺门口经过，钱老板都眼光光盯着她——这完全是宋凭空捏造，而又死无对证的“莫须有”罪名。）官老爷一看状纸也乐了：早就听说钱老板这混蛋劣迹斑斑，老爷我正好借这个糊涂官司修理修理他，以伸民气。于是老爷一拍惊堂木，掷下令牌，把钱老板锁拿到公堂之上，狠砸了五十大板，判赔了一大笔银子给欧老板讨老婆去讫。
再说林大钦，有次跟皇帝下棋，一边下一边口中念念有词：“将！敢当唔该亮。”（潮州话：将！广东不缴粮。）皇帝来了兴趣，说你这念叨有意思，像唱歌似的。林大钦说，有意思？那我教你。完了，皇帝很高兴，拿起棋子啪的一声，也得意地来了一句，“将！敢当唔该亮。”说时迟那时快，林大钦一把跪在皇帝面前，磕起头来，口称“谢主隆恩”。 皇帝蒙了，“哎，哎，干哈捏？”“广东今年大灾，皇上圣明，免了广东今年的粮赋。”“我说了吗？”“说了。”“什么话！”“潮州话。”……林大钦的晚辈胡庭兰则是增城家喻户晓的人物，家住县城胡屋村。借用《儒林外史》里胡屠户对女婿范进的评语，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兼倒霉蛋。 他去龙门教书路过一个晒谷场，被诬赖偷了人家的鸡，臭打了一顿还赔了钱（原来那只鸡被一个箩筐罩在里头了）；去西山村喝喜酒，有人丢了戒指又赖上了他（人家要搜身他不让，因为身上只有一件破长衫，里面空空如也），弄得他差点要跳西山潭。后来中了解元，锦衣旋里，快意恩仇； 他还特意在门口贴了一副对联，曰：“回忆旧岁饥荒，四五六月间，柴米尽敷完，穷无二两铁，赊不得，借不得，亦有内亲外戚，谁肯雪中送炭；幸得今年科举，首二三试场，文章称合适，得中五经魁，姓也香，名也香，许多张三李四，特来锦上添花。”一语道尽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科举时代，一位社会底层的“编氓”，通过勤奋读书，并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便会“鱼跃龙门”，脱胎换骨，立马成为豪门新贵，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就是科举时代的奇迹。可以这么说，科举制度下的公平、公正和公开的竞争机制和人才选拔制度，破解了此前世袭制或门阀制统治模式形成的社会阶层固化的状态； 为社会下层精英分子提供了上升的空间，使社会阶层产生对流，对促进社会和谐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巨大而长远的作用。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国史新论》中《论中国社会演变》及《再论中国社会演变》两篇文章中说得十分精到：“由于有科举制度，遂使政府与社会紧密联系，畅遂交流。不断由规定的公开考试中，选拔社会优秀知识分子，加进政府组织。 政府亦由此常获新陈代谢，永不再有世袭贵族与大门第出现。”“进于上（出仕为官），则干政治，退于下（解职回乡），则主持教育，鼓舞风气。在上为士大夫，在下为士君子，于人伦修养中产生学术，再由学术领导政治。广土众民，永保其绵延广大统一之景运……”赫赫有名的曾国藩，出生在远离京畿数千里之外，万山丛集的湖南湘乡白杨坪，世世代代务农为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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