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景观"这一概念于1992年被世界遗产委员会正式采纳设立,指结合人文与自然,侧重于地域景观、历史空间和文化场所等多类范畴的遗产对象,兼具人文和自然的特征与要素,是特定文化的民族为改变其生存环境,在地球表层创造出物质的或精神的劳动成果。亚里士多德认为"审美"可以达成人的心灵"净化"。审美价值是"人在审美创造美的实践中发现和创造的"[1]。 本文借鉴华南理工大学唐孝祥教授的"文化地域性格"[2]建筑美学理论框架,以增城文化景观为研究对象,从地域技术特征、社会时代精神、人文艺术品格三个维度探析增城文化景观的审美特征。地域技术特征作为景观审美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包括文化景观对气候环境、地理环境的适应性和营造技艺的传承三个内容;社会时代精神作为传统地域文化景观发展的动力,体现在其透射出的价值取向、社会心理和文化特色三个方面;人文艺术品格是指文化景观审美属性的人文特征,表达的是其审美理想、审美情趣、审美心理等内容。 1.增城文化景观的现状分析 国际上将文化景观分为设计类、有机演进类景观、关联性景观三种类型[3],有学者将中国文化景观分为设计景观、遗址景观、场所景观、聚落景观和区域景观五种分类[4]。鉴于我国的文化景观因其相对一致的文化行为模式和景观体系,总体上存在着共同性[5],增城的各类文化景观也存在着诸多共同的审美特征。 增城聚落景观中历史最久的当属莲塘村,始建于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年),有着传统广府民居的梳式布局,背靠树林,前临水塘;正果镇旧刘村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原为广府村落,后客家人迁入杂居,整体风貌呈现广府特色,而祠堂建筑却是客家风格,并融入客家建筑的防御性特征。图中何屋村的鸟瞰图可以较清晰显示出增城传统村落的两种建筑文化的融合:前面是大面积的靠水池的广府梳式布局建筑群,后面则是前临半圆形水池后靠风水林的客家围屋建筑,半圆形的围龙间清晰可见。 历史悠久的增城景观集称文化最早记载于明成化九年[6](1473年),其中云母仙丘、流斛曲水、仙鲤春波、龟峰秋色四组为自然山水风景,仙井灵泉、凤台凉月为人工景色与自然风景的对景题名;南山钓台、增江晚渡则出现了人景互动的场景。增城的景观集称文化随着时代变迁和县镇发展而逐步丰富完善,诸多风景名胜地便出自其中。 增城古驿站调查工作最近亦有新的进展。古驿道是指我国古代传递文书、人员往来、输送物资的道路。目前增城古驿道调查工作组依据同治时期《增城县志》古地图,已探明从县城总铺段至横街口码头的水路驿道、从莲塘村渡口、庆东村至县城总铺段、木潭村至县城总铺段、群爱村至县城总铺段4个方向的增城古驿道,沿线涉莲塘、龙角等63个自然村。 2.增城文化景观的地域技术特征 2.1适应气候环境 增城境内大部分地区属于南亚热带季风气候,炎热多雨,夏长无冬,适合热带、亚热带作物生长。增城的文化景观展现着对岭南"湿、热、风"的气候环境的适应性。以高埔村聚落景观为例,聚落选址背山靠水、藏风聚气,建筑梳式布局、散热通风,多为传统广府民居的"三间两廊"形制,小天井大进深,防热防风。 2.2适应地理环境 增城地处珠江流域东江下游,地势北高南低,北部群山起伏,中部丘陵广布、河谷平原宽广,南部为冲积平原。境内河流众多,增江贯通南北,东江沿南境往西汇入珠江口。增城聚落景观依水网而建,风景名胜山水相依,古驿道串联贯通,处处体现着对增城山环水绕的地理环境的适应性。 2.3传承营造技艺 增城传统的装饰工艺主要有三种:木雕、石雕和灰塑。以灰塑为例:灰塑多用于建筑的屋脊、屋檐、墙身等处,附着在建筑表面。其选材制作极为考究,并根据建筑类型结构构思雕塑内容如各种人物花鸟,再绘草图、钢钉定位、铜线扎制骨架、包灰塑型、修型、着色。既是装饰,又具防风作用,且因其材质特殊,还能透气散热维持建筑小环境气候平衡。 3.增城文化景观的社会时代精神 3.1崇文重教的价值取向 增城设县较早且历来崇文重教,明代出了湛若水、胡廷兰两位著名学者。明嘉靖时期的增城景观集称中有"鹤岭书声"、永乐年间有"竹墅书声",近期腊圃新八景的"卧虎书声"都见证着增城崇文重教的历史。另旧刘村的瑞堂家塾场所景观遇洪后由光绪年间的知县督建而成,建筑用材做工考究精细,建成后供本地刘姓子弟和后来迁入的客家刘姓子弟读书共用,亦体现了增城人豁达明理的思想和崇文重教的价值取向。 |
增城区等东部中心‘现代活力核’已经跃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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