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传说对女官形象的借鉴与想象 除了士大夫外, 女官也是广东民间社会所关注的对象, 出现了诸多与女官有关联的传说故事, 它们同士大夫建构的女官形象存在着较大差别, 值得我们关注。民间传说是以朝廷选妃为叙述对象, 但背后都有明初广东女官的影子。明太祖规定后宫均从民间良家女中挑选, “天子及亲王后妃宫嫔等必慎选良家子而聘焉, 戒勿受大臣所进, 恐其夤缘为奸, 不利于国也” (2) 。这些入宫的女子显然属于选妃的范畴。 从上文论述可知, 明初女官有时与选妃同时从民间进行挑选, 只是在年龄段上有所区别。明中叶以后, 朝廷频繁地在江南地区挑选良家女入宫, 经过培养后, 或为嫔妃, 或为女官, 或为宫女。这些在民间进行的选秀女活动通过南来北往的商旅而不断传到广东, (3) 强化了广东民间社会对明初女官的历史记忆, 他们在口口相传中, 将选妃、选女官混为一谈, 并统称为选妃。笔者在珠三角调研时发现, 民间至今仍把明初广东入宫的女官理解为选妃。民间传说既有对士人书写的借鉴, 也有自己的丰富想象。 女官因能给家族带来利益而受到族人高规格的祭拜, 此可从万历时陈堂为陈二妹建祠看出端倪。“万历间, 其族孙光禄少卿堂于广州甜水里建祠祀之, 称司彩祖姑……吾家不惟丈夫子世受国恩, 至于一女子应内召, 享禄秩, 今乡里之人称述之曰:此女官世祠” (3) 。陈氏族人为二妹祖姑建祠, 是因为她的身份既为族人带来“享禄秩”好处, 也令乡人对她及其族人赞羡不已。 陈二妹后裔制造她与家族之间的传说, 至今还在民间流传, 笔者在增城区新塘镇新墩村和西洲村考察时, 陈氏后人说, 祖姑20岁入宫, 深得洪武帝器重, 赐尚方宝剑。后因公务劳累, 遂和太师商量回家休息, 太师嘱咐她挽裙站在门槛上, 就会获得皇帝恩准, 并说当皇帝赐她宝物时要挑拣最轻的箱子。二妹依太师言拿了最轻的箱子, 快到家时, 在船上打开一看全是竹片, 一气之下将其倒入河中。 放牛娃看到精美竹片就捡起来胡乱地插在地上, 一年后有人到陈家交租。原来竹片上刻有精美的龙头玺印, 陈家因此获得了大量的地租。后永乐帝又召她回宫, 直到病死宫中, 朝廷派人护送她归葬陈家林。 (4) 传说中的陈司彩挽裙站门槛, 与李妃入宫相似, 且都与太师私下授受有关。这说明民间关于选妃的传说, 实际上烙印着明初女官故事的痕迹。 根据本文第一部分论述可知, 明初女官享受官品级别待遇, 给家庭带来经济利益, “现授职者, 家给与禄”, 即便陈二妹在家休养, 也“仍给禄养其家”。女官的本家还享受免除杂泛差役的规定, 其亲人甚至因此而受到皇帝赐宴封官。可见, 女官可以为家庭乃至家族带来巨大荣光。也正因如此, 民间传说中的陈司彩竹片等都有来自朝廷带给家族利益的含义。 陈二妹家族人丁兴旺, 并对祖姑建祠祭拜, 也是对其为家族所做贡献的回报。嘉靖年间, 陈氏三房共祭的先祖分别为始祖和陈二妹, 属各房私祭;嘉靖末, 三房联合在西洲房陈二妹故居建祖姑专祠, 万历年间又将西洲祖姑祠迁到广州甜水里其父以言公祠后寝附祭, 祭祀规格尽管有所降低, 但陈家借助她的女官符号逐渐发展成为地方望族。 (2) 值得注意的是, 明初广东文献着墨最多的两位女官———司宝黄惟德、司彩陈二妹, 对两人的婚姻情况始终没有明确说明。陈二妹20岁入宫, 24岁归家省亲达十余年之久, 按女官制度规定, 她完全可以在家乡婚嫁, 但永乐帝即位又被征召入宫, 直到39岁病逝, 说明她也一直未婚。这一现象, 应该与珠三角地区流行“自梳女”“不落夫家”的特殊婚俗较为吻合。 (4) 结语 明初女官属宫廷管理人员之一, 正史、政书记载简略, 笔记、文集对女官制度虽有较详细的描述, 但未涉及女官的生活情形。明清广东地方文献记载了黄惟德等五位明初女官, 虽然不成系统, 却为我们了解具体的女官形象提供了到目前为止最为详细的文献, 它们对女官在入宫前后及其宫中的生活有较清晰的记载, 在特定意义上, 可以看作是弥补了正史和典章制度记载的不足。 明初广东女官的籍贯, 因明中叶以后地方政区的调整, 由最初的番禺和南海, 又衍生出顺德、增城, 进而引起四地文献对之竞相记载, 以表达本地女性曾服务过皇室的特殊经历, 凸显本地女性具有才华、淑德等形象, 以此作为本地女性社会形象之荣耀代表。各地文献在记述女官时, 均利用地方性知识建构了不少正史无法表达的女官生活内容, 尽管表述各不相同, 但主旨都围绕着女官制度而展开, 凸显了女官知书达礼、贤淑贞孝的鲜活形象。 女官在地方志中被置于《列女传》, 说明地方文献在建构女官形象时更注重其教化的目的, 女官在士大夫笔下几乎都有强烈的女德意识, 所读的书也是儒家女教书, 言行也严格遵守正统规范。广东仕宦对女官形象的建构过程, 反映了地方社会渴望通过女官将本地纳入王朝正统系统的意愿, 体现了国家意识形态通过士大夫的努力已逐步在地方社会得到传播的特征。 民间社会出于利益需要, 将明代女官与选妃混为一谈, 衍生出明初广东女官及选妃与土地占有、赋役蠲免等传说故事, 演绎出地方社会以及某些家族利用女官争夺资源的行为, 体现出地方社会芸芸众生的利益追求。明初女官被广东地方社会的不同力量建构成不同形象, 以表达各种力量的自我利益诉求。 也就是说, 地方社会在王朝制度框架的约束下, 利用文字和非文字的形式, 形塑具体女官在朝野两极的生活面貌, 建构出广东女官的社会形象, 生动地展示出一幅利益追求之下符合王朝制度体系的女官生活画卷。这幅画卷, 既可以被看作是明初女官形象的具体化, 更应该看成是地方社会对女官形象的种种建构和利用, 从而将女官制度在地方社会的落实通过人物形象而具体地呈现出来。 明初女官制度的种种规定, 在广东女官身上都得到了体现。她们均出身良家, 入宫年龄不同, 都有一定的文化知识, 有的文化水平还甚高。她们在宫中既与宫女打交道, 也与嫔妃乃至皇后、皇太后关系交往密切, 其行为得到了后宫的赞许, 而她们返乡期间的行为又得到了家族与地方社会的肯定。这一切都表明女官在程朱理学盛行的大环境中仍有自己独立的活动空间。明初广东女官的出现, 在某种意义上还说明, 伴随着宋代以来北方移民的南下, 珠三角地区社会经济开发已经日趋深入, 儒家文化开始在这一区域逐渐普及, 一些士大夫有意识地向底层社会的妇孺推动儒学正统教育, 明初女官的知识即源于此。 参考资料：（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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