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城市小楼镇竹坑村的“六姓和谐”，在增城历史上一直作为佳话流传。但它不应仅仅停留在人们的口头上，而应“以史为鉴”。鉴，就是镜子。今人如能把历史上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当作一面镜子，就能帮助我们避免走上弯路。现在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政府在大力提倡“和谐社会”，竹坑村历史上的“六姓和谐”，就是一面很好的镜子。从历史上对竹坑为何能形成“六姓和谐”的原因加以考察。 异乡生存的需要 “迁海复界”前，广东东南沿海一带大部分是操粤语的广府人居住区。地处珠江三角洲东北角的增城，也为广府居住区。因“复界”后的政府“招垦”，赣闽粤交界处山区的客家人纷纷走出大山，向广东东南沿海的“复界区”移动，这个历史背景，前文已谈及。客家垦民们就是在这样一种“走向异乡”的社会环境下，需团结一心，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 乾隆十九年的《增城县志》在“区宇·里廛”条里有统计：全县当时共有村落305个，其中客家村落50个。这个数字看出，到乾隆十九年时，增城的客村也仅占全县村庄的15％。本地村，即广府村是大多数，为强势族群，客家村是少数，为弱势族群。客家人与本地人之间会因争夺生存空间产生土客矛盾，这种矛盾至今仍可从当地流传下来的旧词汇中找到痕迹。 过去，客家人把本地人叫做“蛇佬”，意思是说他们是“地头蛇”；本地人就把客家人叫做“青蛙”(或“蛤仔”、“客家青”)，因为蛇可以吃掉青蛙。据说，这些旧词汇在过去的增城客家孩子与本地孩子唱念的童谣里还有使用。前文已推断过张、王两姓进入竹坑村最早的时间约在康熙十五年前后，是全面复界之前。可以想见，这时进入还是广府区域的增城的客家人不仅人数少，而且行为上还属“非法”，他们需格外小心谨慎才是。 由于两姓是表亲，又同从松源来到竹坑下塘村，他们具有了共同的血缘、地缘和语缘，足以令两姓入增先祖以兄弟相待。客家人是个以儒文化为精神支柱的民系，开基祖每到一地，首要之事是修建祠堂，这是遵循先人“凡立宫室，宗庙为先”的古训。祠堂选址是相当慎重的大事，风水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家族今后的运程。 在竹坑，这样重大的事情就是由张、王两姓入增先祖共同完成的：建于下塘的东西向的两姓祠堂同为二进，并肩而立，中间仅用一道墙壁将东边的张氏宗祠与西边的王氏宗祠隔开。更让人感动的是，两间祠堂除了一道隔墙外，其余的祠堂建筑要素完全共享：堂前的月池、禾坪与堂后的风水山林就都是一个。如若从外部粗略看去，那就是一座建筑。这种情况在小楼镇并不是孤例，小楼镇的仙桂村也有一座祠堂是三姓共建的。 仙桂村也是个客家村，村中三姓分别是何、王、邱。三姓之间虽没有血缘关系，但有共同的地缘与语缘，现有人口约千人。三姓始祖在仙桂村开基时合建祠堂，而且三姓的祖宗牌位就设在同二屋檐下!只是三姓各自有祭台：何氏居中，王氏居左，邱氏居右。村民说：“老祠堂在日寇进村的时候烧掉了”，现在的祠堂是抗战后在原址重建的——仍是三姓同祠。直到2003年，何氏才从祠堂迁出，在村北独立造祠。 增城的“异姓同祠”，是增城客家文化的一大特色。笔者在闽、粤、赣交界区域的客家住地考察中，不曾见到过此种情况，其中的原因可能就在于，那里客家人的生存环境与在增城的客家人有别：闽、粤、赣三省交界区是纯客住地，四周都是“自己人”，各姓氏当然是独立起祠。而在与增城同时代背景下形成的深圳客家居住区，也未见有这类建筑。 这种情况说明，增城客家人的生存空间要比深圳“紧迫”，因为深圳东部的龙岗区，自康熙年复界后逐渐形成了纯客住区，地域上与“惠州府”的大片客家住地相连，深圳西部的宝安区才是广府居住区。在深圳，复界后逐渐形成了“东客家，西广府，各占半壁江山”的势态，客家垦民的生存空间比起增城来要宽阔许多。 增城客家人的共建祠堂，就是各姓氏间在相对艰难的环境中，在精神层面上形成的最大团结。虽无血缘，但胜似血缘。只有这般彼此搀扶，互为兄弟，人众势强，才可能在逆境中携手共进。 精英人物的睿智 任何时代，凡有人群的地方，总会有领袖式的人物产生，他们的行为理念与价值取向将对周围的人们产生重大的影响。一个族群，一个村落里也是如此。就是现今，如九十年代的山东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靠的就是“能人经济”。哪个村里有能带领全村走上富裕路的“能人”，那个村的经济就能搞上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头羊作用”。 同样，竹坑村出现“六姓和谐”的局面，与村里的“头羊”——宗族中精英人物的睿智指引密不可分。初进竹坑的张、王先祖，以联手建祠的方式，清楚地告之族人及其后裔，要懂得“异姓和谐”的重要性。以后，也将这种“和谐”推及到后来的几个姓氏。 在竹坑精英智慧的带动下，村内形成了长久的祥和社会氛围。民国时，张氏长房的张梦初也是村里德高望重的精英分子：他身为长房人，又是当时“崇贤乡第二中心国民学校”校长，在村里是个举足重轻的人物。他的有关建设族群和谐的“四不能”要求，至今村中老人还能详细道来：“大房不能欺负小房，人多不能欺负人少，本地人不能欺负外地人，大村不能欺负小村”。 张梦初提出的“四不能”，就是结合竹坑村的社会实际，将先辈“异姓和谐”理念的具体化，很能深入人心。他所说的“本地人不能欺负外地人”，是因当时村里学堂聘请的老师不少是外地人，学生中也有不少人来自外地，而且那时竹坑是游击区，有不少外地人在这里活动。 张氏在竹坑是绝对大姓，可以想见，从开基祖张闻生父子首创“异姓同祠”，直至现代张梦初提出自律性的“四不能”，历代精英计之深远的“异姓和谐”理念，成为了约束与规范宗族行为的无形法典。强势宗族能以平等之心对待弱势宗族，这就是三百余年间创建社区和谐的根本保障。所以，村人们能自豪地告诉我们：“竹坑历史上，六姓从来没有为争田水械斗过”，而且六姓之间彼此通婚，互为姻亲，真就有如一家人。 在“三姓同祠”的仙桂村考察时，有一老妇人主动上前告诉我们，先祖有誓言世代流传：“拗过铜钱，呷过鸭血，斩过杆扫，奈一姓欺负人就不吉利。”这段誓言告诉我们，何、王、邱三姓的开基祖营造祠堂时，曾举行过“歃血为盟”的隆重仪式。他们发下如此誓言，是为后人立下明确规矩，以期三姓世代和谐交好。正因为村落中精英人物的胸怀与高瞻远瞩，在他们的行为指引下，三百多年来增城小楼镇历史上出现的“和谐社区”，构成了增城客家文化的一大亮点。 村民自治文化的传承 增城客地“和谐社区”的出现，虽有它的历史原因，但也有它自身的文化特点可供后人借鉴。除上涉及到的内容外，竹坑“立教”的“村民自治”文化对我们也有相当的启发作用。“立教”，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搞好文化教育，提高村民文化素质。客家人重文教，重科举。“欲盈仓廪须耕种，想出人头在读书”、“门前塘，世代都有读书郎”、“家无读书郎，官从何处来”等等流行于客家地区的民谚，充分表现了客家人的文化意识与价值取向。 撰写于嘉庆十一年（1805）的“下塘张氏族谱引”就载有“迄今，子孙蕃衍日盛，游泮水、履成均7十余人。”这是说，张氏经过三、四代人的艰苦打拼开创期后，子孙辈中不算在村中读私塾的，到嘉庆年间已出了十多个相当于今天的大、中学生，这在那个年代是让族人颇感荣耀的。 宗族依靠祠产建立了一套鼓励上进的奖励机制（族谱里记有详细的奖励标准），这显示出竹坑“立教”上村民自治的自觉意识与制度保证。为了办好教育，他们舍得花本钱从外地高薪延聘有水平的老师。例如，民国时孩子都在村里“崇贤乡第二中心国民小学”读书（也招收周边的学童），学校教师多为外地人，本地老师月薪二百斤谷，而外地老师则是三百斤谷。这一系列“尊师重教”的措施，使得族众的文化素质从整体上得以提升。 其他姓氏，现在虽然看不到他们的族谱记载了，但从“头羊效应”上，可以想见其他五个姓氏在文化发展上也会出现类似情形。竹坑村的文化传承就是在现今也能看到它的延续，各姓中几乎每家都有在外工作的各级国家干部，其中不乏大学生、硕士、博士和教授。 村民具有了基本的文化素养，传统文化中的“讲求礼仪”自然融入竹坑的村风、民风之中。“礼仪兴而风俗美”，村中至今还保持着这样的习俗：如发生矛盾的双方，年初一日村中相见，定要抱拳互贺新年，而且有愧的一方要率先开口，这就是“礼为上”在乡间生活的表现。竹坑人就是通过“村民自治”的“立教”文化，创造出了一个“六姓和谐”的祥和社区。它作为一种文化，一种文明，在今天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仍有认识与借鉴的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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