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增城县新塘镇简屋边支部 在长达七年的艰苦岁月中对敌斗争故事五则

新塘是增城南部重镇，南面与东莞只一水之隔，西面和广州黄埔区相接，北面3公里处便是广九铁路的新塘车站；东南临东江下游主航道，北靠广深公路，到广州、深圳、香港都很方便。这里地处平原，人口集中，交通发达，商业繁盛，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历来的统治者都对新塘加强统治。抗日战争时期，伪县府就设在这里，驻有重兵。日寇投降后，国民党接收了新塘，把一切统治工具都建立起来，军、警、宪、特机关林立，反动气焰嚣张。

然而，就在这块敌人力量强大，环境险恶的地方，在镇西的一条小村——简屋边，诞生了一个战斗堡垒——中共简屋边支部。这个党支部领导群众进行斗争，建武装、反清剿、反暴政、反苛捐，对敌采取各种形式的公开或隐蔽的斗争，在长达七年的艰苦岁月中，每一项斗争都取得胜利，而自己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损失，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增城区政协文史委根据李日升改写的伍伟能稿整理。伍伟能，建国后曾任增城县委书记，2004年去世。)

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不几天，港英当局宣布投降，香港一片混乱，港人无法生活，纷纷向内地逃难。当时，在香港打工的新塘籍青年伍焕林、伍珠满、伍礼锋、伍埠林和我等人被迫从香港步行回新塘家乡。当时新塘也被日寇占领，日伪经常下乡烧杀抢掠，村无宁日。治安也混乱到了极点，简屋边村50多户人家，有一次一夜之间竟然有20多户被抢被偷。

村里从各地回来的青年有20多人，他们心情郁闷，常聚在一起聊天。有一次，有人说起东莞有一支模范壮丁队(东纵前身)杀敌除奸，保境安民。大家听了精神振奋。我们便建议，何不学东莞壮丁队的样，成立一个组织，叫“护农社”。护农社发动青年在村前村后的冬闲田里种蔬菜、杂粮，准备第二年度春荒。晚上，我们又义务轮流放哨维持村里的治安秩序。

护农社成立不到半个月，就遇到了一个严峻的考验。日伪新塘镇长湛坪(又叫牛皋平)有个哥哥叫湛新(又叫胡须新)是一个鼠窃狗偷之辈，仗着他弟弟的权势，在新塘镇的13条村胡作非为，无人敢惹。有一回他到简屋边村偷盗，被护农社人赃俱获。护农社青年却是初生之犊不畏虎，把胡须新狠狠地抽了一顿，痛得他杀猪般叫了起来。

众青年还不解恨，又把他绑在祠堂的石柱上示众，趁圩的人都来围观。护农社员历数他的罪恶，当场要他伏罪，写下保证书，保证日后不再到简屋边村作案才罢。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周围各村，有的拍手称快，有的为我们担心，说这帮青年仔这可是闯了大祸，会遭到报复。胡须新慑于众怒，不敢出手，护农社由此声威大振，到1944年底，社员已发展到80多人，占全村青年的八成。后来，我们又组织了一个“联佃社”，把贫困农民组织起来。

二、建堡垒，简屋边成立支部；播火种，新塘镇有指路灯

1942年冬，东莞水乡中共党组织派新塘人、中共党员叶鉴明回乡，与护农社建立了密切关系，向青年们宣传抗日形势和党的主张，又介绍我和伍焕林、伍于柏、伍玉培四人参加抗日大同盟(党领导的外围秘密组织)，到1944年下半年，简屋边和岗头村已有盟员30多人。从此，护农社、联佃社、大同盟都在党组织的指导下进行活动，为建立中共党支部打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1942年冬至1943年，东莞水乡党组织又先后派苏爱廷、叶鉴明、莫福生回乡，与谢鹤筹、张国平在莫家开会，改组了增城沦陷区县委，谢任县委书记。1943年至1944年，我和伍焕林、伍灼培、伍伟春、伍锦廷、徐金玉、伍昌文先后入党，这时简屋边村已有七名党员。1945年七八月间，党派徐幽明到新塘，徐把七名党员召集起来，成立了中共简屋边村党支部。

同年10月，成立新塘区委，徐任区委书记。1946年，党组织又先后派女党员赵学光(群姐)、黄剑深到简屋边村办夜校，搞妇运，组织发动群众。这期间，又先后发展了六名党员。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群众运动蓬勃开展，除抗日大同盟有一批盟员外，又有护农社、联佃社两个群众组织，每个党员都交上一批朋友。

即使在环境极其险恶，支部活动暂时停止时期，我们几个党员也广泛接触新塘镇的青年，联络了20多人，组成“雷电篮球队”，以打球活动联络群众，学生党员伍友梅，把20多个十四五岁的小学生也组织起来，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党支部有坚实的群众基础，而群众斗争有党的领导，有明确的方向，因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