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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中的广州增城千年历史 文化哺育经济 经济滋补文化的独特道路

23-10-26 07:19| 发布者: lujunfei| 查看: 237| 评论: 0|原作者: 林夏|来自: 澎湃新闻

摘要: 湛若水(1466-1560),号甘泉,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为明代岭南心学开篇者,他与“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相交甚笃,二人曾共执明代中叶理学界之牛耳,被时人并称为“王湛之学”。作为广东乃至全国历史 ...


及至明代,增城的文化地位进一步提升。大儒陈献章对增城先贤崔与之颇为尊崇,他曾迎崔与之画像至家中,隅坐瞻仰,如同弟子对待老师的礼节。陈献章还写了很多有关增城的诗篇,如《何宗濂书来推许太过复以是诗》:”后来乡里不如前,五日乾坤浪数年。何地可扳文献驾,平生愿执菊坡鞭。泰山北斗诸公地,明月清风病瘦天。窃比圣门吾岂敢,汗颜窗下读来笺。“

又如《梦崔清献坐床上李忠简坐床下野服搭飒而予参其间》:”清献堂堂四百春,梦中眉宇识天人。报君西蜀清油幕,老我东篱白葛巾。万里归心长短赋,九天辞表十三陈。南风欲理增江棹,也借青山卜墓邻。“。陈献章的弟子、思想家、教育家湛若水是增城新塘人,他对家乡的影响极为深远。湛若水历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南京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兵部尚书,追赠太子少保,七十五岁致仕后投身教育事业,在增城创办或重修了明诚、莲洞、甘泉、读岗四间书院。


(资料图片:远眺广州市增城区小楼镇的何仙姑景区)

其一生创办了近四十个书院,九十五岁时仍坚持讲学。此外,湛若水还制定乡约,重农恤商,对增城经济、文化的提升助益巨大。正是湛若水的巨大影响,使得岭南学派在明清时期能够引领一时风骚,也使得增城的文化地位进一步上升,士人趋之若鹜。就连王阳明都产生了移居增城的想法,他在探访好友湛若水故居时,有感而发,写下《留题甘泉湛公屋壁》(节选):“我闻甘泉居,近连菊坡麓。十年劳梦思,今来快心目。徘徊欲移家,山南尚堪屋。渴饮甘泉泉,饥餐菊坡菊。行看罗浮云,此心聊复足。”

这一时期中下层士人赞美增城的诗歌更是数不胜数。如曾任增城知县、浙江钱塘人金嘉炎在《留别增江父老(二首)》中写道:“木棉开放忆来时,荔子蕉黄赋别离。庭树鹤栖巢护子,山村大吠足生牦。半年鱼鸟情相得,此夕笙歌梦亦宜。惭愧牵衣诸父老,月明小艇又轻移。南来山水未应殊,双塔睛皋画不如。千顷玻璃绕城郭,四国紫翠尽菑畲。宦情颇类东坡懒,判牍空珍长史书。闻说图经仙佛近,罗浮相对只蘧蘧。诗中生活气息浓厚,诗情画意,颇具特色,令人心驰神往。

崔与之、湛若水为增城带来的文化吸引力一直延续着。明末清初文学家屈大均(1630-1696)是对增城最为喜爱的士人之一。屈大均,字翁山,番禺人,与陈恭尹、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大家”。清初(1650)清兵陷广州,屈大均投身抗清斗争;失败后削发为僧,不久还俗。著作有《翁山诗外》、《道授堂集》、《翁山诗略》和《广东新语》等。

屈大均偏爱荔枝,他的诗歌有大量以荔枝为题材的作品,仅七绝《荔枝词》就有54首。如《尚书怀》:”六月增城百品佳,居人只贩尚书怀。玉栏金井殊无价,换尽蛮娘翡翠钗。“又如《广州荔支词(其五)》:”端阳是处子离离,火齐如山入市时。一树增城名挂绿,冰融雪沃少人知。“挂绿原产于增城沙贝四望岗,因产量少而少人知,但由于屈大均等名人的介绍,增城挂绿竟一跃而名闻天下了。


(资料图片:远眺广州市增城区荔湖街的荔湖长堤)

“岭南三大家”中的另一位陈恭尹(1631-1700)是增城新塘女婿,在新塘居住了二十余年。他在《漫兴三首(其一)》写道:”借屋增江口,悠悠十八年。力穷群籍内,身老众人前。曲巷来风满,闭门得月偏,有生同是寓,终恋墓边田。“陈恭尹的父亲陈邦彦为明末岭南抗清主力,兵败被俘,被清军寸磔于市。陈恭尹逃至新塘,藏于坭紫村。从此他经常接触新塘父老乡亲,写下大量关心国运民瘼而又极富新塘地方色彩的咏史之作。

如《西樵旅怀》:“罗浮风暖鹧鸪啼,山下梅花客未迷。十里娇歌传玉笛,一弯残月泊沙堤。生存华屋人何处,营垒千秋马独嘶。扶病西州他日路,潘郎怀旧岂堪题。”陈恭尹青壮年时长期在新塘,晚年定居广州,也经常相约好友,往来广州新塘之间。他在《寄何孟门时客琼南二载矣三首(其三)》写道:“年年相约荔枝红,挥扇高谈几老翁。挂绿凝冰知在念,未堪邮寄海船风。”荔熟时节,相约朋友聚会新塘,谈笑风声,增城俨然已是名士陈恭尹淡泊闲居的乐土。

从屈大均和陈恭尹的诗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清初增城经济的大发展。古代增城被称为省会“入惠潮水陆冲地”(见康熙癸卯《增城县志》序)。广州至粤东驿道经过增城县城通惠州、潮州;水路经东江上溯龙川转陆路接韩江通潮汕。清代时,县内河道运输繁忙。县城有客货轮开往县内各圩镇及广州、东莞、石龙等地。新塘镇是东江下游最大港口。据宣统县志载:“新塘以下,则汪洋巨浸,帆樯云集;海舶巨舰,不时往来。其货物运输可直通广州、香港,以及其他之海岸。”

增城远在宋元时代就盛产水果,尤以荔枝驰名,有“(荔枝)佳品多出增城”之誉(元大德《南海志》残本卷七)。至清康熙年间,荔枝生产规模巨大。“增城自白沙冈一带二十余里,无非荔枝”(清崔弼《荔枝谱·注》)。大量荔枝外运,运销外省“载以栲箱,束以黄白藤。与诸瑰货向台关而北,腊岭而西者,舟船弗绝也”(清屈大均《广东新语》)。

增城的蔗糖生产,在清初亦达顶峰。《广东新语》载:“粤人开糖房者,多以致富。盖番禺、东莞、增城,糖居十之四,……而蔗田几与禾田等矣。”“增城白蔗尤美,冬至而榨,榨至清明而毕……最白者以日曝之,细若粉雪,售于东西两洋,曰洋糖。次白者售于天下。”此外,增城还是重要的粮产区,其著名的丝苗米远销海内外。宣统《增城县志》载:“米之精者,运至美洲,次者运至省会暨他处。谷则运至陈村、佛山。”1949年,增城的粮产仍“居广东省二十二个余粮县的第四位”(民国38年《广东基本工农业副业调查报告》)。

从唐时的开发不足到民国时的物产丰饶、经济繁盛,增城这一千年走过的是一条文化哺育经济、经济滋补文化的独特道路。崔与之、湛若水等增城先贤们“各领风骚数百年”,不断激荡着地方士人的思想、促进着地方文化的完善。或许,增城的飞速发展正如《增城县志》(卷二·风土)有云:“窃谓牛牯之灵,朱明洞天之宰,所以富裕苍生者,于增若有私云。”——享有仙境福地美誉的增城,人杰地灵,历久弥新,人才辈出,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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