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寻访增城福和抗战老兵的日子里，我们常常被一种久违了的崇高与神圣所感动。我们的脑海里总翻腾着这样的旧事：一个与世无争的山乡，一个习惯了田园牧歌的家园，突然有一天祸从天降，外国帝国主义的枪炮打到了家门口，美丽的家园惨遭蹂躏。仁人志士领导起来了，知识青年站出来了，爱国华侨归来了，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了. 他们敲起战鼓，唱起战歌，扛起枪支英勇杀敌。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个人站起来，不必宣传，不必歌颂，男女老少都有保家卫国的责任。官塘的抗日救亡后援会成立了，花山肚的战斗堡垒筑好了，大鱼头山的战斗打响了，西福河的流水染红了。人们用血肉筑成的长城捍卫神圣的家园，用民族最可宝贵的气节谱写悲壮的歌…… 随着时光的流逝，战火硝烟早已荡然无存，但是记忆的力量能够挽留灰飞烟灭的往事。我们不会忘记六十多年前的抗日战争，那是一场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生死搏杀的卫国战争，波及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没有哪一片土地能从灾难的魔爪中逃离开去，而且越是偏远的地方越有可能成为战火的重灾区。当日日军横渡大亚湾，在惠阳澳头登陆，窥视的目标是广州，打算先占领广州，再占领华南地区。但广州是中国军队严防死守的省会，岂能轻易进犯？于是敌军在占领惠州、博罗后，纠集主力部队猛扑增城，企图攻破拱卫广州外围的最后一道防线。 当时增城连接广州的主要交通干线是广汕公路、广九铁路、新新公路和福新公路，这些路段所在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有一组西北往东南走向的山脉，由帽峰山、油麻山、黄旗山、南香山组成，横过禺北、镇龙、中新、宁西、永和等大片山区，切断了增城至广州的交通网络，形成阻击敌人的天然屏障。但在远远谈不上“天时”与“人和”的抗战初期，天堑也变成了敌人的通途。 1938年10月21日下午，中国军队在广州外围的防线全面崩溃，日本侵略者未费多少周折就侵占了广州市政府，邪恶的铁蹄全面踏进华南重镇。被军事家们誉为重要防线的增城也一分为二，以增城——福和——从化太平场公路为界，西南为沦陷区，西北为国统区。增城福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一个重要的抗日基地，地接增、禺、从，扼守交通要道，对战火是首当其冲，因此福和是县境以内较早出现抗战进步力量的地区。 早在战争硝烟未到达华南之前，福和的进步人士如郭冠雄、魏友相、李旭初、魏武等人就未雨绸缪，在官塘继枚小学组建七区抗日救亡会，举办抗日专修班，培养了李自强、李南、钟景亮、钟李林等一大批知识青年，奠定了福和七年抗战的中坚力量。随着中共党委委派徐可生南下福和，抗日烽火开始在西福河燃烧，爱国救亡运动开始轰轰烈烈席卷福和近二百平方公里的土地。 一年备战，七年迎战，自芦沟桥事变至1945年抗战结束，福和走过了一条艰苦而光荣的荆棘之路，值得同时代及后世人永远铭记。抗战队伍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先后成立了救亡会、自卫队、随军杀敌队、突击中队、增龙队福和分队、游击队独立大队、东纵第四支队福和中队。队伍人少时几十人，人多时一二百人，却始终以本土力量为中流砥柱。 我们不应该忘记魏友相，是他首先举起福和抵御外敌的火炬，用坚定的信念和赤诚的人格魅力凝聚起一切该团结的力量，福和抗战才出现远远领先于增城其他地区的局面。我们不应该忘记李旭初，在扛枪与拿笔同样重要的时代，他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奔走敌前敌后，摇旗呐喊，以通俗易懂的山歌和话剧点燃民众抗日的热情，创造了弥足珍贵的地方抗战文化。我们不应该忘记徐可生、何洪川，这两位抗日领导人来自外乡，却为了增城的抗日救亡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个逝于乌石尾，一个逝于佛子庄，忠心烈骨永埋于福和青山之上。 我们不应该忘记郑贵章、魏必亮、钟西容等死难烈士，是他们用年轻的生命挡住敌人邪恶的子弹，是他们用滚烫的鲜血浇灌了我们这个春花漫烂的家园。据《增城县志》抗日战争烈士英名表记载，是福和人或不是福和人但牺牲在福和的烈士有26名，占增城抗战烈士总人数65名的40%。其实，我们应该记住的何止是这些？那些从南洋归来的青年华侨，那些从外省来支援的青年教师，那些支持抗战不吝金钱的富商巨贾以及尽倾血汗的小贩劳工，那些不惜生命保护抗战士兵的劳苦大众，哪一个不是我们这片土地伟大的纾难救国者？ 为什么福和抗战队伍转战增禺从八年之久、屡遭日伪夹攻围剿却越战越勇而不至于中途铩羽？为什么福和在日寇盘踞七年、驻兵超过二千的险恶环境下没有完全陷落？正是因为有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这场血雨腥风的战争中誓死捍卫了自己的家园。在我们的调查访问之中，我们从被访者的叙述中证实了以往曾接触的历史书所谓的国民党在这场民族危亡关键时刻里所表现的两面三刀的手段，即一面被动地抗战，一面又暗中迫害共同合作的共产党抗日中坚分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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