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城市新塘镇大敦村8万外地人长期遭受当地40人治保队粗暴执法与乱罚款 事发当晚治保队长被指叫嚣“打死一个外地人也就50万”激发怨气.一起没有人员伤亡的简单纠纷案，为什么会引发连续3天的打砸烧聚众滋事事件？一则“打死人”的谣言为何能抵得过政府的公开信息？一群习惯于挥舞棍棒执法的治保队员又为何瞬间被聚众人群“击溃”，一度不敢抛头露面？ 这就是“待解”的“6·11”增城聚众滋事事件。 大敦村的8万名外来务工者，大部分住在厂家的集体宿舍里，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脑，空闲时，只能到村里超市门口看会电视，打会台球或上网。他们拿着计件工资，只有在“大厂家”工作的人才有机会有社保。这8万余名外来务工者由40余名治保员管理着。“治保队”主要由当地村民组成。外地人老板交着巨额房租与治保费，打工仔为当地带来了人口红利，但在他们眼中，治保队员“就是一群挥舞棍棒的土匪”，治安队还制定了一套“大敦村规则”，并借故疯狂地敛财。 政府在抓“造谣者”与打砸烧嫌犯；民众却在热论打砸烧背后的原因。不过，答案似乎并不复杂，大敦村的外地人与部分本地人一致认为：治保队，太不得人心了。新塘镇与大敦村，是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倒挂的典型代表。在新塘镇，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比是2:1（50万：22万），在大敦村，这一比例更是高达11:1（8万：7000）。许多社会学专家指出：广东等省（市）的一些沿海村镇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倒挂，福利差距造成鸿沟。为此，这些地区的管理创新，显得必要而迫切。 不过，当地的管理模式与思维似乎并没有质的转变：大敦村40余名治保员管理着8万余名外来务工者，都20多年了，治保员最惯用的手段仍旧是挥舞手中的棍棒，要么打人，要么罚款。这样一个人口与暴力相互倒挂的现状，一旦失控，险情可想而知。为此，在“6·11”事件中，大敦村治保员弃棍而逃，而本地警力连续3日都没能彻底稳定住局面。 “打死一个，也就50万” 20岁的孕妇王联梅（四川开江县人）虽已挺着大肚子，但还得经常与丈夫唐学才（28岁，四川开江县人）入夜后去大敦村摆地摊。一些知情人说，他们卖的是牛仔裤，在大敦村摆摊已有3个月，“小王（王联梅）是想为即将出生的孩子多赚点奶粉钱，才这么辛苦”。“夫妇二人“时刻要提防着治保员，经常‘打游击’，晚上8点后才敢摆摊。”一些商户老板“看他们挺苦的”，就光顾了她的小摊。 然而，王联梅还是遭遇了治保员。增城警方通报：10日21时许，王联梅夫妇占道经营摆摊档，阻塞通道；大敦村治保会工作人员见状后对其违章行为进行劝离，后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孕妇（王联梅）倒在地上。但知情人梁雅琪等人称，治保员根本就不是劝离，而是直接要扣留王联梅的摊档，“目的就是叫你交罚款。”当时王联梅夫妇坚决不从，“双方才发生争执与肢体冲突的”。 目击者蔡敏等人说，在肢体冲突中，王联梅倒地“一动不动”。这一幕，令唐学才更加激动，也引起了围观群众的不满。蔡敏说，争执在升级，增援的治保员不断增加，围观群众也急增。围观群众报警后不久，民警、政府工作人员与120救护车相继赶到。增城警方称，正当民警会同新塘镇相关部门领导将王联梅夫妇送医院治疗时，现场有一些滋事人员不断起哄，坚决阻挠孕妇上车；个别人员投掷矿泉水瓶和砖块，导致3辆警车、1辆救护车以及多辆私家车被砸烂。 就此，蔡敏说，先是唐学才不让医生把妻子抬上车，其后才是旁人“出头”，他们要求警方先惩办打人的凶手。钱娟等知情人则称，事态也并非无端失控的：“缺颗牙齿”的治保队长在现场挥舞手中的铁棒对“起哄”的围观群众喊“打死你们（外地人），一个就（值）50万（而已）”；治保队的嚣张，彻底把外地务工人员压抑已久的积怨激发出来，肢体冲突随即爆发。 梁雅琪等人说，事态失控后，围观人群开始将硬物砸向了民警与政府工作人员，而在外围，大家在疯传“孕妇被治保员打死了”，因此，不断有人加入了打砸人群。在增城官方的多次通报中，均没有提及有人在聚众滋事中受伤。一些目击者称，这是因为双方刚一交锋，治保队就败下阵来：治保队长“趁乱逃跑”，其他治保员也“不见了踪影”，“民警也刻意避开了（肢体冲突）”。 增城市政府通报：10日晚“部分不法分子”逐步向大敦派出所聚集。不过，目击者称，当时聚集人群直接“冲击”的是大敦村治保队办公楼（一幢3层独立办公楼）。一些知情人说，值班的治保员被上千名聚众人员吓得弃楼而走。冲在前面的人甚至没有遭遇抵抗就冲进了大楼，开始打砸。多名目击者回忆：小崽子们（年轻人）冲进去砸，外面的人一边鼓掌一边高喊“砸得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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