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为什么发生在广东？ 东方早报：按我们的一种说法，发展中的问题还是需要用发展来解决，广东经济总量连续24年全国第一，为什么还会发生如此激烈的摩擦？ 桑玉成：我还是需要说明，这两起事件应该是偶然的。不过我认为，尽管发展中的问题确实需要用发展来解决，但在我们这样一个“利益分化的时代”，你越是发展，你所面临的矛盾和困境也就越多。因为越是发达，利益分化就越明显。广东发展吸引了很多外来工，那是非常低价的劳动力。如果说开始的时候，很多民工从贫困农村出来一下子能赚几百块钱应该算是满意了，但逐步地，他们就会在这个环境中体验到社会的差距和不公平，心里积压的不满情绪，甚至某种对抗的情绪就会逐步爆发。 东方早报：如何让外来工在本地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空间？ 桑玉成：应该是说要让所有的人，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有其各得其所的生存空间。一个地方的发展，既离不开本地人，也离不开外地人。因此，有必要给所有人一视同仁的身份认可和权利保障。唯其如此，也才能在很多重大问题上形成良好的共识。譬如说和谐稳定，无论政府还是民众，无论本地人还是外来人，绝大多数人都希望生活在和谐稳定的环境中，在这点上具有共识的基础。所以我们必须把外来人口看作是一个平等的主体，不能认为这些人就是要惹事的，一定要管控的。在形成这样的共识基础上，给予所有的人同等的权利，有了权利才能负起责任。 东方早报：那怎样才算真正把他们视为社会主体呢？ 桑玉成：主要是要让所有人都能具有平等的政治地位，过上良好的政治生活。我前几天在《人民政协报》发表有一篇文章，“有一种生活叫政治生活”。人民群众固然有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但也有日益增长的政治生活的需求。我国不少民众缺乏政治生活、公共生活、社会生活的实践，他们不知道怎么通过规范的、有序的渠道来反映他们的诉求，往往采取较激烈的方式。实际上这些问题不完全是民生问题、利益得不到满足的问题，它已经是一个政治问题了，而政治问题的解决，要用政治发展的实际进程来解决。 4.维稳难的原因在哪？ 东方早报：外地务工者如果感觉路越走越窄，对未来越来越悲观，政府的维稳难度岂不更大？ 郭巍青：确实挺难的。事实上也没有一个组织跟他们沟通，现在是政府定规则，底下收钱。当地发展需要这些外来工，他们和本地人理应成为命运共同体，可现在是天天看得见的贫富差距。但站在本地人角度，有所管理就得收费。这是个两难。但有条原则，就是让外地人参与管理，分享发展成果，调动外地人积极性。 东方早报：有人说有些地方政府目前的维稳思想注重短期稳定，从而导致政府很忙…… 郭巍青：现在的维稳仍依赖于一个从上而下的，依靠政法、公安的模式，这种手段无法解决具体矛盾，所以只能不断当救火队，而且目前看来，一旦发生大规模群体事件，手段也非常有限。比如增城，上万警察、武警、部队等到了当地把路封住，在街上防备，仅起到威慑力量。为什么不动？怕动手了有伤亡局面更不好控制。所以要解决这些社会深层次的矛盾，要政府出台更多服务性措施，一个个家庭扶持。比如，增城孕妇摆地摊这个事，要放在城里，媳妇儿怀孕，可是当宝贝的。那么新塘那么富，政府能否定个规定、标准，给这些外来人加薪，让他们租得起房，过上像样的生活，如温总理说的那样，过上体面的、尊严的生活，总之不能出现孕妇摆地摊这样的情景。 王则楚：有些地方的维稳观就出了问题：一味强调维持当地的秩序稳定，这是不妥的。维稳，首先要维护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没有人民的稳定生活，国家怎么稳定？所以概念要改过来。中央一再强调维稳是维护人民的稳定，但到下面就做得走样了。 东方早报：前阵子深圳清理出8万“潜在高危人员”，引发很大争议。 郭巍青：按这个思路，除了清理还是清理，花了太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为什么不能改变思路？从社会保障、社会服务方面改善，让穷二代过上像样的生活，让穷三代不受歧视，逐步改变他们那种总感到寄人篱下、低人一等的心理状态。唯gdp、土地财政不是在创造一个容纳的空间，反而把矛盾一再激化，所以维稳思路一定得改。 5.如何提高社会管理能力？ 东方早报：农民工完全可以找有关部门或工会维权，但最后却是同乡会出头…… 桑玉成：其实我认为这不是规范意义上的“同乡会”或什么社会组织。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事件之所以发生以及闹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恰恰是因为缺乏规范意义上的社会组织。良好的组织和制度是维系社会之秩序、和谐和稳定的必要条件。 东方早报：那么组织和制度设计的难度在哪儿？ 桑玉成：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首先我认为是一个价值取向问题。尽管政府和过去相比，政府的强度、广度、规模几乎都是空前的，但由于社会是复杂的，再强大的政府也解决不了所有问题，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说你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问题，不仅如此，如果政府管了所有问题，政府也必然成了社会所有矛盾的焦点。我觉得，在这样的问题上，一定要有种通过“共识、共治”来达成“共赢”的指导思想。 社会管理最重要的思路，恰恰不是需要政府把社会管全，而是需要政府扶持社会自组织的发育和成长，以不断提高社会的自治能力，使国民共同承担维系良好社会秩序和稳定的责任。如果外来工没有一个规范的组织和制度体系，那么面临的就是一个个的个体。如果他们有规范的组织，政府也认可，有什么问题就可以通过组织途径来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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