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卖网络 在黄砂村人尽皆知的潘冬梅，一旦出了村便很少有人认识。记者在水墩镇上走访二十多人，只有彭镇槐自称见过画像中的梅姨。而曾经把潘冬梅介绍给彭向前的镇上亲戚也已去世。当年潘冬梅的活动轨迹已然模糊。人贩生意往往依赖稠密的关系网络。种种证据显示，梅姨在紫金的生意主场并不在黄砂村附近的村庄，该村更像是其初到紫金后落脚的据点。 2003年10月，张维平第一次和梅姨联手，将被拐孩子贩卖至紫金的一户农家，这是一次“不太专业”的交易，交易地点选择在收养农户家中——位于紫金县城去往水墩镇的公路旁——出于自我保护，收养家庭通常不愿透露自己的家庭住址。这次交易的时间与潘冬梅初到彭家的时间相近。年复一年的乡村生活使得村民对年份缺少感知，彭向前说不清潘冬梅初次到访时的年份，只能说是十五六年前，天气有点冷的季节。 此后多年的交易中，只有2015年的一次交易再度发生在紫金去往水墩的半路上，其余大多在县城内进行。根据张维平的描述，县城里的交易地点大多是在饭店、商铺等地，除了梅姨和买家，通常还会有一个买家的中介人。2005年1月5日，张维平和梅姨正是在紫金县龙腾宾馆附近一个名为“一扫光”的饭店，把申军良的儿子交给了一对三十多岁的夫妇。按照张维平的说法，当时在场的饭店老板看上去和那对夫妇很熟。不过，如今这家饭店已不存在。 这意味着并非紫金本地人的梅姨，很可能是通过买家中介人完成交易，能操粤语和客家话的她游走于珠三角的被拐地和粤东山区的收养地。在粤东地区，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的观念浓厚。“早年间熟人之间抱养过继的情况比较常见，计划生育之后，孩子少了，就出现了从外面抱孩子的情况。”一位紫金当地人士向记者介绍，收养家庭倾向于相信自家抱养的孩子是被遗弃的，而非被拐卖的，但事实上并没有办法去辨别。 “城里的公职人员由于受到更严格的计划生育管制，也会通过抱养的方式养育男童。”上述当地人士透露，这些本不符合收养条件的家庭也大都通过各种办法为孩子办理了户籍。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无论是在增城还是紫金，梅姨通常以“红娘”的身份示人。一位黄砂村村民表示，潘冬梅自称在乡间做媒人，帮条件不好的单身男性讨媳妇，但她在村里没有从事过类似活动。 事实上，红娘和人贩所依赖的关系网络存在很大的相似性。一位紫金当地农户向记者分析，红娘在当地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对每家每户的家庭情况知根知底，而讨媳妇和抱孩子均是家庭内较为隐秘的需求，“一些讨不上媳妇的人，或者生不了男孩的夫妇都可能会选择抱一个男孩来防老”。目前，警方已找到两位被拐孩子及其收养家庭，2019年11月18日，记者询问增城警方能否通过收养家庭上溯寻找到有关梅姨和其他中介人的线索时，对方回应称正在紧密侦办相关线索，不便透露。 小城要闻 随着案件进展，这起时隔多年的拐卖儿童案，每隔一阵子就会在紫金县引发回响。2017年11月，申军良等8位父母一同到紫金寻亲，将8名孩子幼年时期的照片和梅姨画像印成九宫格，贴满了紫金县城的大街小巷。十余年过去，如今被拐儿童大多在16岁左右，正是上高中的年纪。这些被拐儿童的父母带着寻子传单跑遍了紫金县城里的4所高中学校。 中学生们拿着传单感到有心无力，“谁能通过一两岁小孩的照片认出十六七岁的人呢？”一位紫金县尔崧中学的学生告诉记者，同学们都很同情这位寻子多年的父亲。2019年11月13日，增城警方通报称，通过应用智慧新警务技术找回其中两名被拐儿童。申军良告诉记者，警方在侦查过程中运用了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能将被拐儿童幼年时期的照片与目前的照片匹配起来。 2019年7月15日，紫金县公安局转发了《河源市公安局关于不符合收养规定的事实收养人员户口登记办理流程细则规定》（下称《规定》），《规定》要求采集当事人血样并录入打拐库查询比对。一名紫金县公安局户籍科民警告诉记者，《规定》旨在解决无户口人群落户问题，同时也能为寻找被拐儿童提供线索。但据他了解，该规定实施以来尚未通过落户途径发现被拐儿童。 公安部打拐办建立的全国打拐DNA信息库可以自动比对入库亲子的血样，但无法解决的难题在于，大量的被拐儿童并不会去采集血样。紫金县城不大，八名孩子的父母前来寻亲的场景打动了不少居民。“一个腿部残疾的父亲在地上爬着散发传单”“还有一个十几年就在寻亲，太惨了”，2019年11月21日晚，紫金县中山公园的广场上，居民还在议论此事。在原来“一扫光”饭店附近，一家餐馆的老板娘告诉记者，她已经认得申军良，最早几次，申军良会追问附近商铺门面的流转情况。后来，申军良再来时，就什么话都没问，一个人站在路上发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