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6月10日至12日，增城市新塘镇连续3天发生了聚众滋事事件，诸多警车与私家车被打砸烧，一些道路公共设施被破坏，大批特警与武警相继进入新塘镇进行维稳。16日，增城市公安局对外发布《公告》称：“6·11”大敦村聚众滋事事件发生后，公安机关已对多名严重刑事犯罪人员予以刑事拘留，6月15日经增城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已对19名犯罪嫌疑人依法执行逮捕。一起普通的制止随意摆摊设点的正当管理行为为什么会迅速发展为聚众滋事事件呢？个中原因值得思考。 －－第二代农民工或“准农民工”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员缺乏基本的是非、道德和法制观念。已经批捕抓获的19个聚众滋事犯罪嫌疑人中，分别来自四川7人，广西、重庆各3人，湖南与江西各2人，广东与湖北各1人。最小的18岁，最大的52岁。年轻人占了绝大多数，30岁以下的有15人，其中18岁的就有7人。可以看出，这些人大部分属于各地来增城的农民工或准备做农民工。这些人的成长过程，有的是留守儿童，即便是跟随父母成长的，也缺少基本是非、道德和法制教育。 由于他们缺少父母关爱，心理上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他们从贫穷的地区来到较发达的地区，贫富生活反差让他们觉得社会不公。他们的生活经历又让他们缺少父辈吃苦耐劳的品质，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想做，有些就成为街头混混，流氓无产者。这种人在任何社会都有很大的破坏作用。寻衅滋事就是这些人生活的一部分。 －－新媒体对这些人起到的多是负面影响。这些人没有受到多少道德和法的教育，却受到新媒体（网络）的许多负面影响。他们虽然是农民工子弟，但和城市青少年一样对网络并不陌生。他们不愿意干正事却喜欢上网，有点钱就上网，没有钱偷钱抢钱也要上网。上网也决不是为了学习有用的东西，而是玩游戏、浏览低俗的内容。充满凶杀暴力的网络游戏让他们分不清虚拟和现实，好勇斗狠，哥们义气，甚至把寻衅滋事当成英雄行为。有人挑头闹事如果不去跟随，就会被视为孬种。网络上被放大了的各种“事件”成了他们效仿的典范。 －－谣言对这些人滋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广州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布的消息，6月10日晚，增城市新塘镇大敦村发生聚众滋事事件后，互联网上随即出现“孕妇老公被活活打死”等造谣惑众的虚假信息，经过微博、qq群、论坛等以讹传讹，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这也是事件持续3日的原因。广州警方迅速开展调查，于14日将散布谣言的陈某抓获；陈某对在网上发布虚假谣言的事实供认不讳。对于这种谣言，一些学者丢掉了基本的社会良知，不去批评，反而写文章、发帖子，说这是“言论自由”。他们的观点更助长了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 －－迅速城市化过程严重瓦解了农村、特别是城乡结合部的社会组织。在一个有组织的地方，譬如学校、企业、单位、家庭内部，由于有师长、上下级、同事、家长在管理和监督，这种事情就不容易发生。在街头、一盘散沙的地方，谁也不认识谁，谁都有侥幸心理，就容易发生寻衅滋事的事件。也就是在缺乏道德、法律监督的地方，本来就缺乏道德和法制观念的人就更加无法无天。 新加坡《联合早报》6月14日发表社论《政府不能事事随新媒体起舞》。社论指出：“要适应新时代的不只是政府，年轻一代的心态也应作相应的调整，不能以为整个世界随着他们而转。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事不是急得来的，政府应该感受到年轻一代在物质生活上跟不上生活水平的担忧，然而，年轻一代对生活的更高期望也必须有一个自我努力的过程，就像他们的上一代一样，新媒体改变不了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之所以不断进步的基本因素。 政府经过一番自我调适之后，年轻一代若不能随之进行调适，久而久之，整个社会弥漫欲求不满的情绪，政府怎么做都会动辄得咎，这是国人现在应该认真、理性地思考的问题。”社论所指的还是新加坡的一般青年，而新加坡这个亚洲“小龙”，是亚洲生活水平、教育水平最高的国家、社会管理最有序的国家之一，许多年轻人尚且如此，更何况中国的二代农民工和社会闲散人员！可见认真研究新形势下的社会管理和新媒体建设，是个迫不及待的重要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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