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摊小贩，曾因是改革开放的急先锋受到热捧。而随着贫富悬殊日巨，城市失业下岗者日益贫困。对普遍穷且更穷的穷人摆小摊，在绝大多数城市不被待见。具体表现到城管与小贩的冲突，以生命相搏者也多常见不鲜。连日读广东增城小摊与治保官员争执新闻，似乎连村治会人员也对外地小贩大动干戈，以致酿就震惊全国的暴力冲突。早读《广州新塘聚众滋事案余波》，心中余悸更甚。百姓摆小摊，多属无奈之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就业法》到新闻中所见的许多有识之士的呼吁，多似有对其网开一面的仁慈。对素有中国牛仔之乡的广州增城新塘，可能如《广州新塘聚众滋事案余波》所述，每到夜晚小摊随处可见恐不是杜撰。 对任何事物，往往因身份立场视角不同，其态度也可能会截然相反。如对小贩，那些抓着得金钱权力的大小官僚们与生活处在苟延残喘中的城市底层百姓，其观点必然生死两别水火不容。说到文字表述，虽《水浒传》深入人心。但据史载，同一题材的《荡寇志》在那些对百姓赶尽杀绝以后快的朝代，实比《水浒传》更受恩宠。而《广州新塘聚众滋事案余波》等系列新闻，其《荡寇志》笔法的淋漓尽致，读之让人无法释怀。在“大规模聚众滋事事件”多篇新闻中，处处隐涵着对聚众闹事者严惩不贷的伏笔暗线。 对一场地方治保人员与小贩冲突酿成延续数日的暴力冲突，从初 “投掷矿泉水瓶及砖块”而导致“公安部门将25人带离现场审查” ；至“11日晚，大约有“近千人”在这里共烧毁了十多辆警车，“火光冲天”； “12日晚，在新塘镇太阳城加油站附近，又出现大规模烧毁车辆，打砸公路护栏现象。”直到即使富有《荡寇志》色彩的新闻，都不便写出的更多执法残暴与残烈，愈让人心悸得不寒而粟。黑云压城城欲摧。 提起小摊小贩，许多读者会想到改革开放之初的“拎着蓝子提着秤，跟着老邓干革命”和“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观望”的顺口溜。在那个时候的宣传舆论对小摊贩是寄予极大的同情和支持的，这些群体虽然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可从总的说，他们对这个社会做出了贡献，特别是改革开放这场景观，说他们是马前卒也许当之无愧。在他们当中，也有一部分人富了起来，有的成就了一番事业有的成为大款和民营企业家。但他们当中绝大多数还是只能维持在温饱的生存线上，他们是普通百姓，随着国家政策导向的变化，他们在社会的最底层受着煎熬。 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随着失业下岗工人的增多，城市小摊贩也随之增多，为了政府官员的政绩和创建所谓文明城市，许多城市对小摊贩开始进行清理。对于这场旷日持久的清理活动，与其说是时代的进步，建立文明城市，不如说是对弱势群体的摧残。用一句不恰当的话说是“卸磨杀驴”；用一句比较时髦的话说是：“他们作为改革开放的马前卒完成了历史使命，应该退出历史舞台”。 在这场清理之初，中国的城管队伍只初具雏形，他们大多没有气派的办公地点，很少固定人员，办公经费也少得可怜。所以清理小摊贩的主要责任也在工商行政管理和市政管理部门承担着。在那个时候，居住在小县城的居民经常能看到管理人员同小摊贩之间的剧烈冲突。争吵已习以为常，对骂也屡见不鲜，大打出手也是常有的。只是冲突一升级，派出所便可能介入进来。当然他们处理问题都是一面倒，绝对没有小摊贩的好处。随着创建文明城市的力度越来越大，城管力量日益强大，固定的小摊贩在除菜市场之外的县城绝迹。 也许生存需要是第一位的，小摊贩也随着生存需求而萌生。特别是城市失业下岗人员，农村自产自销农产品的农民。这些为了生存确实需要生存空间。可政府管理者可不管这么多，反正凡是小摊贩一律赶，赶不走就抢，抢不得就砸。一句话，凡是小摊贩一律取缔！！这种情况持续了近二十年，目前仍在延续着，也许这也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记得讨论《促进就业法》草案时，专家学者和社会舆论对小摊贩问题极为关注。当时“法院网”有一篇文章，提出了希望在《促进就业法》中增加“城市允许摆地滩”的建议。文章事实具体，证据确凿，论证缜密，说理充分。有一种颠扑不破的力量。可毕竟网络不是权力，最终也没有在法律上给小摊贩一席之地。 再后来国家各种会议反复说着“创业促进就业”的大政方针，可惜这对绝大多数失业下岗人员来说只能是一个梦。而新闻舆论自然会牵强附会遍山摘桃子。在前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富起来的人中拉来一些人当典型，进行正面宣传。至于对老百姓能有多少补益，能解决失业下岗人员多大的问题，这恐怕他们是不会考虑的。中国城市的小小摊贩确实没有什么社会危害，一律取缔实际上就是堵死了弱势群体的生路。如果政府能对他们进行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也许他们能对社会稳定和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对许多失业下岗人员来说，也许这才是真正解决就业的可行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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