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生在广州增城的聚众滋事事件已经平息，广东增城悬赏新塘事件线索，对举报者给予五千元至壹万元奖赏，如果举报者为外来务工人员，成绩突出的，可获“优秀外来工”称号，给予迁入增城户口。重金奖赏不是新闻，给予户口却十分雷人。举报者成绩突出给予迁入户口，看来户口的奖赏力度必定超出万元大奖。 增城聚众滋事的起因，普遍的说法是外来人员与本地人员的冲突，据凤凰资讯网《广州增城事件调查：棍棒下20年的治安积怨》一文对外地人生活的描述：“大敦村8万务工者，大部分住在厂家的宿舍里，没有电视没有电脑，空闲时只能到村里的超市里看会电视，打会儿台球或上会网。他们拿着计件工资，只有在‘大厂家’工作的人才能有社保……。 许多专家指出，广东省（市）的一些沿海村镇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倒挂，福利差距造成鸿沟。为此，这些地区的管理创新，显得必要而迫切。不过，当地的管理模式与思维似乎并没有质的转变：大敦村40余名治保员管理着8万余名外来务工者，都20多年了，治保员最惯用的手段仍旧是挥舞手中的棍棒，要么打人,要么罚款，这样一个人口与暴力相互倒挂的现状，一旦失控，险情可想而知”。 从上文中可以看出广东增城的这一事件暴发的主因是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福利差异倒致的，为什么本地人口与外地人口之间会有这么大的差异，这得从中国的户籍制度说起。1958年，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形成了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从而拉开了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之间的距离，拥有城市户口者在教育、就业、住房、医保社保、福利等方面拥有极大的优势。20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改革开放，给予沿海以极大的优惠政策，沿海经济得以腾飞，吸引了许多中西部地区的人到东部打工。 沿海城市兴起后，无论是当地的农村人口或是城市人口皆从经济的腾飞中得到实惠，当地农村人口所享有的福利与当地城市人口虽然拥有不小的差距，但相对于外来人员，他们的生活状况也今非昔比，他们可以出租房屋、厂房以食利，可能通过加强管理而自肥，这就与外来人口的生活状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加上当地人在管理外地人时的方式不当，很容易引起对立，久而久之积怨加深，一点冲突就可酿成群体性事件。 要化解这一危机，就要从户籍制度上动手，但单纯的户口不能解决问题，如果给予外地人以当地户口，而不解决户口之上所附的福利，效果不一定好。因此化解外来人口与当地人口之间的矛盾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改革目前不合理的户籍制度，给人们以迁徒的自由，二是给予外来人口以相同的福利或者在两者的福利之间进行平衡，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利益分配机制才是上策。 广东增城不从这两方面解决问题，反而以户口作为对外地人的奖赏，对于问题的解决只能是南辕北辙，你可能解决一二个人的户口问题，却解决不了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的户口问题，矛盾依然存在，如果单单解决一两个人的户口问题，却不解决附在户口上的各类福利，等于任何问题都没解决。孙志刚事件废止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如果广东增城以这一群体性聚集滋事件为契机，推动中国户籍制度及附着在其上的各种福利的改革，也许是不幸中的大幸。 |
增城区等东部中心‘现代活力核’已经跃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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