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早想来新塘还是在一个月前。就像那句老掉牙的话所说，幸福的人都一样，不幸的人却可不相同。群体性事件也差不多，从我走出校门去做的第一个瓮安之乱，到现在的新塘事件，导火索各式各样，但最终的结果却差不多。民怨积蓄，群氓泄愤，当然还有个惯用的词儿——“不明真相”。后来，听说当地不愿接受采访，加之小火车休假，就直接去了威海，这事儿就撂下了。上周看到新闻说，新塘处理了一批干部，从镇长到村长一律免职，同时迅速给逮捕的“滋事分子”判了刑，又勾起了我来新塘的欲望。 但说实话，牵动我的并不是领导们的命运，而是那个原始的好奇——做牛仔裤的人是一群什么人？他们的愤怒又从何而来？周三从白云机场直接坐大巴赶到新塘镇上，已经是傍晚了。虽然早有心理准备，珠三角地区的镇不能用一般的乡镇印象去想象，但真到了镇上，还是不免心生震撼，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完全没了我们以往下乡的影子。咬牙住了家四星级酒店，晚上请当地一位作家老师吃饭，闲聊之外，也探探口风，不妙，毕竟风声仍紧。看来，只有自力更生了。 第二天上午，老老实实去了镇政府，搞宣传的领导不在，不过手机号码却直接标在门口的指示牌上，从这一点来看，的确领先全国一步。中午接到电话，还得请示增城市委宣传部。无奈，下午匆匆赶往增城，还好，接待我的张科长很热情，答应帮忙安排。只是，我最期待对话的镇委书记与村支部书记，恐怕都难了，他们刚刚被免职，毕竟对群体性事件这样的新闻，宣传部门的苦衷，理解。 不出所料，周五的采访，由张科长陪同，拜访了商会会长，去了当地最大的牛仔制衣厂，又去了和谐的明星村。下午结束后，突然下起瓢泼大雨，我让张科长把我送到大敦村去，他答应，但同时强调不能出面安排村干部的采访，“只能靠你自己了”。呵呵，祖国的新闻生态，充满了微妙的智慧，不过，这已经算是为数不多的靠谱宣传干部了。 那天的雨越下越大，我撑着把小伞走在黑漆漆的街道上，总感觉它会被雨点砸烂。湍急的流水也是乌黑色的，大概是因为这里的垃圾太多了。这是个什么样的村子呢？街道两旁的五层楼一栋挨一栋，之间只留了一条半米宽的小夹道，望进去黑洞洞看不到底。起初我还以为都是居民楼，但很快发现，其实每一层都是车间。村里有户籍人口7000多人，但外来人口就有7万多，我很好奇，这么多人都住到哪里去了。 扫街开始了。在经历了几轮摇头拒绝之后，一个正蹲在一楼车间门口吃饭的中年男人没有躲开。他来自重庆，是个退伍军人，来这里已经10年了，刚开始当然是打工，三年前，自己包下了这个车间，开始做起了老板。说是老板，其实资产不过就是那十几台缝纫机，从老家找来十几个亲戚老乡，每年付给房东3万块钱，就可以承接牛仔裤的加工单了，每条裤子4、5块钱的加工费，去除人工费和水电租金，剩下的利润跟自己干活差不多。 他老婆来的更早，17岁就来到大敦，现在已经35了，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儿仍然留在重庆老家。老板只是个名头，对他们来说并无多少实质意义。五年前，本地的老板纷纷退出了加工行业，不仅仅是利润低，还有招工难的问题，“他们招老乡简单，可我们要招人，他们就对着干。”一个本地老板告诉我。可是，外来的打工者又是另外一种解释：“谁愿意给当地人打工，说打你就打你，说扣钱你就拿不到。” 本地与外地，这两个族群的割裂，几乎体现在大敦的每个角落。那天晚上，我挨家挨户打听着唐学才的下落，这个28岁的四川开江县小伙子，除了在新闻发布会上照着手里的字条念了一句话外，人们对他和他那个挺着大肚子的孕妇老婆所知甚少。扫街的乐趣就在于，一点一点的，你总会循着蛛丝马迹接近那个原点。夜里10点多，终于见到了一位认识唐学才的老乡，他坐在一堆牛仔裤中间，一边跟我闲扯，一边熟练得往后口袋上打钉子。一条牛仔裤两个后口袋，一个后口袋上两颗钉，打一颗钉能挣两分钱。 每天从早晨8点到夜里11点，他能够打1万颗钉子，挣两百块钱，算上没有活干的时候，一个月下来也有四千多块钱。当然，这个收入在工人里边已经算是高的了。他有时候回头跟我说着话，手里的活儿也不用停下来，有时又点上一根烟，老实说，我一直很担心他不小心会把钉子打到手指上。他哈哈一笑，说不会的，自己干了12年，五根手指的每一根都已经被打过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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