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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增城日报社的东荡子 他是那个给蚂蚁戴上王冠的诗人

已有 1262 次阅读13-6-30 08:08 |系统分类:转载&文摘| 斯洛文尼亚, 托马斯, 心灵深处, 大自然, 日报社

许多年之后,面对第八届“诗歌与人·诗人奖”的奖杯,诗人东荡子会回想起他颠沛回来的那天,父亲质问他理想的那句怒吼。父亲劈头盖脸地问他:“你到底想干什么?”东荡子脱口而出“我想做诗人”。父亲立马吼道:“杜甫死了埋蓑土!”

几十年过去了,东荡子已经成为一位知名诗人,但父亲的这句话仍然让他怀想不已。他说,当时母亲听后非常愤慨,他倒十分平静,甚至有一丝说不出的愉悦。因为这句话他从来没有听到过,它新奇的气味一下拽住了他,令他恍惚之间遁入远离烟火人间的世界。令他怀想的不是杜甫的悲惨命运,而只是东荡洲土话里的那个“蓑”字,它到底该怎样写?它成为东荡子生活里的一个漏洞,他对它一无所知。

“无知,漏洞。这仍然是父亲给我的启示。无知便需要去认识,漏洞则需要修补。大自然创造了人,在生命里肯定也留下了许多我们充满无知的漏洞,诗歌便是我们心灵深处的一个漏洞,它要求我们渴望无所不在的人性美,以及高贵和光荣,然而无知使它落满尘埃,又更被世俗的利器所摧残。”

5月18日,东荡子获得了诗歌民刊《诗歌与人》主办的第八届“诗歌与人·诗人奖”,该奖前两届得主分别是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和斯洛文尼亚诗人托马斯·萨拉蒙,他是获得该奖的首位广州本土诗人。在广州举行的颁奖礼上,东荡子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手艺人的启示》的获奖感言。在讲述了上述故事之后,他意味深长地说:“作为诗人,面对漏洞我只是一个修理工,我不能像父亲那样去修造更多的木器,我的工作却必须是小心翼翼去寻找—隐秘在自己心灵深处的那些漏洞,并一一修补。”

东荡子说的手艺人是他的父亲,也是他自己。东荡子家是一个木匠世家,他的父亲是家乡方圆百里备受爱戴的木匠。小时候,他常常看着父亲挑着一担工具走村串巷,有时他也会牵着父亲的衣角跟在后面。“我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我会说写诗是一门手艺,我懂得手艺这门行当,手艺人特别珍爱名声,因为他们靠手艺吃饭。这是父亲给我的启示。”

而跟着父亲走村串巷,仿佛和东荡子后来漫长的游荡生活有着某种联系:高中不到一年,他便服役于安徽蚌埠某部,后代课、经商、做记者、当编辑等,干过十数种短暂职业,曾在深圳、广州、长沙、益阳等地工作或闲居。直到2005年10月,在他41岁生日的时候,他的生活才稳定下来,开始定居广州增城,在增城日报社工作至今。

《诗歌与人》主编、诗人黄礼孩说,东荡子的整个青春年代,都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诗歌是他破碎生活惟一串起来的珍珠。他在给东荡子的授奖词中写道:“东荡子的诗歌具有乌金般的硬度和光芒,坚实、高迈、宁静,他的所有努力,就是要为这个喧嚣的时代安一颗诗歌之心……他的诗歌已远远超越了当下诗歌那些惯于哀叹、感伤、愤怒、破罐破摔的写作,创造了一个坚定、宽阔,充满爱的诗歌世界。”

诗歌是一个动词.“大地啊/你允许一个生灵在这穷途末路的山崖小憩/可远方的阳光穷追不舍/眼前的天空远比远方的天空美丽/可我灼伤的翅膀仍想扑向火焰”(东荡子《旅途》)。东荡子的诗歌纯粹而澄明。在他的诗中,一些频繁出现的词语,比如远方、大海、光荣、火焰,构成了他诗歌王国的“王冠”。

正如评论家洪治纲所说,东荡子是一位执着的从不放弃自己信念的诗人,一个远离烟火气息的超脱的人。1987年开始写诗的他,似乎依然在坚守着一种属于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理想,一种基于人性的终极追求,一种属于他个人的使命。而这个使命,以他的话说就是“立足消除黑暗,理想诗人合一”。不同于那个年代的是,这不再是狂热的口号,而是带着异常冷静的口吻提出的。

他不忌惮“光明”这个如今往往被批评为高蹈的词。那是他的乌托邦。或者说,光明就是他尽力返回的家乡。即使在最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他仍是一个固守着大地和家乡的诗人,就像他的笔名所揭示的:他的家乡是湖南沅江市东荡村,因此他的笔名就叫做东荡子。

因此,在写诗多年后,在对“我为何写作,我如何写作”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中,东荡子突然发现:诗歌是一个动词。他的意思是诗歌一直在帮助人类不断认识并消除自身的黑暗,但这同时也暗指了一种漂泊的命运。“可能我是一片真正的黑暗/神也恐惧,从不看我/凝成黑色的一团。在我和光明之间/神在奔跑,模糊一片”(东荡子《黑色》)。东荡子的写作有神性和神秘性的倾向,而在他向着光明、带着神性和神秘的写作背后,黑暗是一个关键词。不理解在他诗中屡屡出现的黑暗,就无法理解他的诗歌和心灵。

东荡子认为,诗歌中的黑暗存在许多方面,有的甚至为一种狭小的形式写作,并不断地在这种形式中纠缠。这些形式可能是一种并不宽阔的语言形式和观念形式,或技术纠缠,或私情膨胀,或一厢情愿的个人色彩纠缠,或甚至为消除一种修辞纠缠而写作。这些都是不宜的,都应视为诗歌和做人意识上的黑暗。

东荡子坚信,一个不断消除自身黑暗的人,是一个不断完善的人。诗歌是建设未来的工作,而未来永远是人们灵魂深处渴望的,它代表着自由、平等、健康、美好、真实、善良和进步。“我愿望借助诗歌,把一个理想的人在诗歌中表现出来,或在诗歌里完善一个人的理想。”他乐观地说:“诗人可以被消灭,但诗歌永远在照耀,就像太阳,除了对它享受,我们无可奈何。”

同时他又颇为智慧地说,“我坚信从自己身上出发,从他人身上回来,我将获得真正的光明。”东荡子甚少提及他早期的两本诗集《不爱之间》(1990)、《九地集》(1997)。写第一本诗集时,他年轻、幼稚,有几首诗不错,但更多的诗歌有许多故意、煽情的成分和技术形式上的痕迹。他认为这是他内心中的黑暗在诗歌中的体现。

第二本诗集有明显变化,但那种像斧头一样劈下来的激情、锋锐、急速的语言,又被他称为“新的黑暗”。在此后的两本诗集《王冠》、《阿斯加》中,体现了他新的努力方向:从容、缜密、丰盈。“更高的境界应是空穴来风”,“最好的诗歌应是更高更广阔的光明境界,诗人应奔走在光明中,而不只是停留在狭小的形式黑暗里。”

东荡子写于2009年的一首诗《异类》,已成为他的自画像:“今天我会走得更远一些/你们没有去过的地方,叫异域/你们没有言论过的话,叫异议/你们没有采取过的行动,叫异端/我孤身一人,只愿形影相随/叫我异类吧/今天我会走到这田地/并把你们遗弃的,重又拾起”。

洪治纲说,通过这些异常澄明、纯粹的短章,东荡子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绝俗者的姿态,一个只愿意用心灵与世界对话的身影,一个像狮子般独来独往的行者。“身处红尘之中,我们意气风发,我们行色匆匆,我们纸醉金迷,我们光宗耀祖,我们歌功颂德,我们仰承鼻息,可是,我们究竟遗弃了多少本真的心智?我们又抛却了多少内心的莲花?而东荡子只愿意做一个心无旁骛的‘异类’,‘走得更远一些’,将我们不断遗弃的珍贵之物一一拾起。”

自称“异类”的东荡子,总是在诗中构造着一个独孤而自得的场景:他独自一人出现在原野上,与河流、树叶、蚂蚁为伴;或者在牧场上挤牛奶,因为“挤牛奶和写诗歌,本是一对孪生兄弟”。他是在宴席结束之后到达的那个人。他是给蚂蚁戴上王冠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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