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富豪的挑战：如何向第三代转移权力

刀疤町

亚洲首富李嘉诚正式宣布，已经拟定了实现家族企业顺利继承的方案，使长子李泽钜和次子李泽楷能够各得其所。许多香港最有影响力的家族都即将出现代际交替，李氏家族正是其中典型。福布斯2012年香港富豪榜中，近三分之一成员已年逾古稀，他们将执掌的商业帝国移交给新一代领导者的时间恐怕比我们预期得更早。

香港经济与政治领域的其他一些重要变化中，也可以看出人口统计学上的变迁。尽管香港依然繁荣，其核心产业——金融服务与运输业——仍然面临饥渴竞争对手的激烈挑战。在政治方面，新近当选为香港特首的梁振英被许多人看作一个局外人、民粹主义者，他今后五年中的政策可能不尽符合长盛不衰的工业家们的利益。

香港最有权势的这些大家族将如何走过转型期呢？这对香港经济今后几年内的竞争力有何影响？为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我咨询了香港科技大学亚洲家族企业与创业研究中心的主任金乐琦（roger king）先生的意见，他还是该校工商治理学院的案例研究中心负责人。以下为访谈摘要：

问：香港最有权势的那些商业家族的领导层代际交替是怎样进行的？
答：这方面涉及到三个问题：首先是财富的保值，许多富商都希望下一代能做得比他们更好，这也牵涉到教育问题，比方说，很多香港人都喜欢自己的子女能就读常春藤盟校；其次是精神遗产，家族的价值观是什么？对长辈足够尊重吗？如何体现出这些价值？第三点则是后代之间的和谐相处，有时候这是最困难的部分，因为各家族成员的价值体系可能彼此迥异，还可能随着时间流逝而改变。

如果你把上述三件重要事情当作前提，那有时候家族企业可以看作一种实现财富保值的手段。事实上，一些掌握着家族企业的人经常会来拜访我，有时我建议他们关掉运营状况不是很好的家族企业——趁着它们还有些价值，然后或许可以设立一个荣耀创始人之名的基金会。但他们说：“哦，我们不能这么做，否则我哪有脸面对父亲？”

这就又回到了老问题上，家族可能对相关企业至为重要，很多时候人们并不能分清两者。当他们无法分清两者的时候，很可能就会产生困惑。对于管理、家族纽带与所有权等问题持不同观点的家族成员之间或许会发生纠纷，比方说，如果一位家族成员不是管理人员，他或她或许仍希望享受一些福利，比如公司名下的汽车，而管理者却可能觉得他们没有资格。

问：香港如今处在这种代际交替的哪个环节？
答：总的来说，香港正处于从第二代领导者向第三代转移权力的时期，此时家族成员间的分歧已开始浮现。有些方面从后辈的长幼顺序就可以看出，长子或长女往往扮演父母的角色，他们的行事风格与此相符，往往倾向于规避风险。李嘉诚家族就是如此，李泽钜将会追随父亲的脚步。对公司来说，问题在于，你不可能静止不动，必须要不断变化。如果你总是规避风险，那怎么行？年轻一些的家族成员将会说，“等等，我们应该做这个、这个还有这个，为什么要追随父亲的脚步？”这时候可能就会产生分歧。

问：这种即将到来的代际交替对今后20年内香港一流企业的竞争力有何影响？
答：他们需要彻底改造自己，变得愿意接受新理念。顺便说句，新理念包括邀请职业经理人加盟，辅助企业运营。比方说，李嘉诚就聘请了许多职业经理人。随着企业规模扩大，怎么可能由一个家族提供所有所需的人才？除了引入外部人才之外，别无他途。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如果存在玻璃天花板，人们怎么会愿意为你效劳呢？

问：对香港来说这个挑战有多严重？
答：许多企业都必须改变，否则无法生存下去。有些家族比较有活力，足以认识到家族之外也有人才，还可能设立内部基金，使后代能够创办自己的公司，或许这也是多元化的一种形式。

问：哪些企业这么做了？
答：为数不少，李泽楷就是这么做的。有些传统企业，比如说食品或纺织类公司，也想出办法来让后代进入私募股权行业，这也是一种多元化形式。

问：香港的许多老一代商界领袖都出生于大陆，比如李嘉诚本人，而年轻一代则没有这种纽带，许多都接受过西方教育，他们的自我定位将如何影响他们对中国大陆业务的观感？
答：很多香港华人对他们在大陆的祖宅有情感上的牵连，仍愿意回乡看看。我们投资于中国大陆，但并不局限于这一市场，由于下一代领导者的定位往往更亲近西方，他们将更为国际化？

问：那对香港有好处吗？
答：我们必须意识到，香港现在仍有一些优势，但这些优势正在消失，速度非常快。我们觉得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相当巩固，可是看看上海和新加坡吧，新加坡人正在做的一些事情，实话说比香港的现状更让人振奋，他们的教育投入占政府预算的比例高得多。再看看香港的基础设施建设吧，我们这里在做什么呢？一切都进展得那么慢！

刀疤町

问：年轻一代领导者的新鲜血液是否有助于应对这些问题？
答：是的，但这不一定是因为这些是西方新鲜血液。愿意开放企业并超越传统范畴思考问题的理念将会改变决策机制。不过，香港仍然非常强调传统，那也非常重要。在我的研究中心，我喜欢强调“亚洲案例，由亚洲人为亚洲人研究”。

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现在的商学院总是想追随哈佛商学院，用他们的案例来教育学生。而我想说：稍等片刻。看看西方世界现在发生的一切吧，特别是他们的经济问题，我们真想总是追随其后么？为什么不研究那些亚洲案例呢？它们是亚洲人为亚洲人所写，或许还可能被世界其他国家的商学院采用。我们需要融入社会，需要从任何一个社会中吸取优秀成分。

问：梁振英为何没有得到香港最有权势的那些家族的拥护？
答：我觉得有两方面原因。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个外来者，香港社会的政商关系非常紧密，商界人士对这种紧密关系感到非常满意。如今梁振英出现了，我不知道他是照计划行事还是应时而生，但总之他显然能够获得（大多数）民众的支持，或者说人们认为大多数民众支持他，尽管民众没有直接投票的权利。就连中央政府后来都转而支持他，而一开始北京方面可是鼎力支持唐英年的。

对在香港运营企业的家族来说，这意味着什么？他们感到恐慌是因为他的立场不为人所知——至少在是否支持商业界这方面来说。面对现实吧，如今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贫富差距都在日益扩大。有些人买套公寓就花2000万美元，还有些人却得蜗居斗室，全家人的居住空间可能只有一间办公室大小。人们感到，梁振英将作出一些改变，而且坦率地说，五年之后，他还会竞选连任，为此他必须得做所有这些事情。而他正在做的这些事情将或多或少被看成是反商业界的，商界人士因此感到有些担忧。

问：那它们真的一定是反商业界的吗？
答：这是认识上的问题，如果你规范运作企业，你应该没有任何理由担心。

问：考虑到政府的这种执政方向，企业与家族未来将面临何种实际变化？
答：不可避免的是，政府将会采取一些行动，尝试收窄贫富差距，或者说使巨富阶层与贫民之间的差距稍微公平一些。我不认为税率将会上调，我不觉得那会发生，但更严格的监管政策已经悄然而来。

问：这种社会背景的演化，是否会促使更多家族企业寻求外部专业人士的帮助？如您所说，这本就已经是必要的。
答：是的，那本来就有必要。不可能再完全靠社会资本生存下去，你得有一些真正的人才。变化将会出现，可能是政治驱动，也可能不是，可能是社会驱动，也可能不是。香港人将作出调整，我相信这将是成功的。中国大陆也正在经历与香港极为相似的挑战，而且他们可能还领先一步。

问：从什么角度来说如此？
答：我认为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更愿意承担风险，在这方面领先一步。如果你起家的资本非常少，你就倾向于承担更多风险，这就是第一代和第二代企业家的区别。另一方面，家族企业仍将颇为重要。即使在美国，标普500指数成份股企业中有三分之一都是家族企业。人们看到的是，许多这类家族并不再充当相关企业的管理者，而是逐渐演变为仅是所有者。但它们仍然是家族企业，创始家族仍控制着投票权，重大决定仍需经他们同意才能作出。

问：如此说来，你觉得香港也会出现类似趋势？
答：是的，不过还有另一种有趣的趋势。我认同这样一种观念：每隔三代就得重新轮回一次。看看利丰有限公司吧——冯国经和冯国纶兄弟，他们的语言风格和行事方式，简直就像是第一代创业者。有些公司自称历史悠久，但实际上它们是从头开始创业。那是好事。